（三）
军改是一项创新事业，必须适应形势任务进行体制转轨、体系重构，方能实现跨代升级。如果仅在原有体制上敲敲打打、修修补补，就会在外围打转转，难以进入深水区，更别说走出“险滩”了。俄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就曾遭遇过“滑铁卢”。
俄军原有军事指挥体制继承自苏军，集作战指挥和管理建设职能于一身，职能机构重叠，难以适应联合作战。俄军一直试图建立美军那样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早在1997年，俄就规定军区联合作战指挥职能，但仍然是原有体制基础上总参放权、军种让权，最终难以成行。2006～2008年，俄军仍然寄希望在原体制上叠床架屋，设想在军区之上增设战略方向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地区司令部）并进行了试点。由于军区、军兵种不肯让渡作战指挥权，地区司令部不仅未能成为协调各军种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反而增加了一个指挥层级。俄格战争的混乱指挥、效率低下，迫使其中止试验。2010年，俄对原有军区展开手术，将原有6大军区合并为4大军区，在军区司令部基础上成立联合战略司令部，剥夺军种指挥权、适度下放总参指挥权，虽然名字还叫军区，但其内涵已变，实现了体系升级的华丽转身。
俄军的体系转型告诉人们，必须实现体制创新的实质突破，方能适应战争要求，否则就会误入“只打补丁不裁新衣”的误区。
（四）
军改机遇与风险并存，成果与困难共生，必须以坚定的意志强力推动。如果沿袭传统思维，这也不能改、那也不能动，抱残守缺、安于现状，就会导致改革出现不应有的波折。在这方面德印军改当属典型代表。
冷战后，德国由于背负沉重的战争包袱，加之在北约体系下坐享安全红利，丧失了应对军事威胁的敏锐性，其改革多围绕国土防御进行，不仅难以与昔日火药化、机械化军事革命的“大手笔”相比，也被北约同盟国家远远落下。在赴科索沃维和时，其装备被英法等伙伴嘲笑为“第三世界军队”，其表现被讥为“笨拙的恐龙”。无独有偶，受印巴卡吉尔冲突的刺激，印度于1999年启动新一轮军队改革，重点是对三军分立体制动大手术。虽然改革方向明确、决心很大，但实行中雷声大雨点小。比如原计划设立国防参谋长体制取代参谋长委员会，但只成立了联合国防参谋部作为过渡措施，联合国防参谋长军衔低于各军种参谋长，只有协调权没有指挥权，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形式上，都指挥不动军种，导致联合国防参谋部成为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原计划成立战区司令部实现三军联合，但到目前为止只设立了安达曼-尼科巴联合司令部作为试点，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没有在全军推开，使其改革变成了“半拉子”工程。
德印军改历程告诉人们，面对改革强军的机遇期、窗口期，必须以时不我待的坚定意志强势推进，不能因为有压力、有挑战、有风险、有代价，就小改、缓改甚至不改，否则就被“半拉子”陷阱所羁绊。
本文刊于2017年4月20日解放军报
“军事论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