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世界军事变革，美俄等世界主要国家着眼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引人深思的教训。相较成功经验，其失败教训更应汲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过失和错误，使我们聪明起来。”
当前，我军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面临的都是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运行的难点问题和具体环节。剖析他国军改，从中汲取失败教训，有助于规避深水区“陷阱”，防止重走弯路，对深度推动改革强军、加速跨代转型、实现体系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一）
推进军改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论证，谨慎实施。如果缺乏系统筹划、科学论证，仅凭一腔热血、盲目冲动，不但会造成人力物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会延误改革进程，甚至错失改革机遇。
纵观俄罗斯20余年改革历程，其坚定决心令人赞叹，其试错前行也令人扼腕。比如其准尉军官岗位简单存废引发的专业人员的严重短缺等问题。再如，职业化反复。俄曾决定在2010年前完成由义务兵役制向合同兵役制的转变。试点发现，其经济能力无法支撑供养全职业化军队。改革中又不得不实施了以合同兵役制为基础的合同兵役制与义务兵役制混合的兵役制度。实施中，又因待遇过低、吸引力不足，出现了大多数合同兵素质低下问题。俄军一度暂停招收合同制军人，直到2012年工资待遇提升后，再度恢复了合同制士兵征收。
俄军进退反复的教训告诉人们，“破什么”“怎么破”必须立足世情、国情、军情科学论证，拿出周全实施方案，否则就容易跌入“翻烧饼”的误区。
（二）
推进军改是一场体制革命，必然涉及职能调整、权力分配，不可避免地触动原有利益格局，这是任何国家军队改革都无法绕过的门槛。如果囿于固有利益，改革就会困境重重、迟滞走样。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改革引领军改潮流，历来为世人所称道，殊不知在其改革之初也同样遭遇了军种利益的强烈阻挠。
早在1947年，美军就设立参谋长联席会议、组建独立空军，掀起了战略层面联合作战指挥改革。然而，这些改革举措遭到海军强烈反对，许多海军高级将领公开反对改革并且多有过激言论，史称“海军上将造反”。1958年，美又出台《国防部改组法》，从法律上把军种排除于作战指挥链，建立了国家指挥当局对作战司令部的直接指挥关系。但实际上，军种仍然通过晋升考核等行政权，继续掌控作战司令部下属军种组成部队，干预联合参谋部工作。时任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曾直言，“当地的指挥官没有任何权力，他们凡事都要经过我们（各军种参谋长）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直到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的通过，这一现象才得以解决，时间已经过去28年，军种利益之坚可见一斑。
美军漫长的改革历程说明，推进军改必须以壮士断腕、自我革命的勇气，打碎坚硬的壁垒，冲破利益的藩篱，才能穿越改革强军深水区，有效规避“利益壁”的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