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军事理论历来非常重视对官兵的教育，但总体来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相关论述都较为单薄，多是“教之以礼”“励之以义”等纲领式、条目式的表述，详细的教育内容、具体的操作方法则不知所云。直到明代以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代表的兵书问世以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戚继光对官兵教育的总体设计思路、具体的实施步骤、操作方法等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具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非常强的可操作性。
请看今日出版的《解放军报》的报道：
戚继光怎样实现“人自为战”
■石志申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说：“人自为战，篾有不胜敌者矣。”即如果每名士兵都自觉地拼尽全力奋勇作战，这样的军队将战无不胜。从今天的视角看，戚家军之所以在抗倭战争中屡建奇功，与戚继光注重对官兵的教育，使官兵整体上具有“人自为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分不开的。
考虑到普通士卒的文化基础相对薄弱，戚继光采用“爱兵”“感召”“赏罚”三管齐下的方法开展对士卒的教育。“爱兵”的关键在于“真有是心”“诚于平居之时，实心爱之，真如父子一家”，具体来说，要做到“达士情”“循士欲”“恤病伤”，然后在动之以情的基础上晓之以理。“感召”即将领的“身率之道”，将领要做到“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患难为之处，甘苦为之同……谆谆谕以君父之义……死生之理，使之习服忠义，足以无忝所生”。“赏罚”要“赏之以众所喜，罚之以众所恶”“申明晓谕，耳提面命，务使人人知其所以赏与罚之故。”即在赏罚的同时，通过对其原因的解释说明，进一步达到鼓舞、警示士卒的教育目的。
对各级将领的教育，戚继光并不仅仅满足于使部属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而是本着“立身”“树人”的出发点，希望通过教育来“培养人”“造就人”。戚继光主要利用传统的修身理论来达到“立身”“树人”的目的。
戚继光主张为将者首先要“次第记诵”、逐章揣度研读《论语》《孟子》《孝经》《忠经》等儒家经典，重在“身体神会”，而不是死记硬背，主要是注重理解和切身实践，以此打牢基础；然后研读《百将传》，在学习古之名将修身进德、荣辱成败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尚志既定，心有所主”；最后授之《大学》《中庸》，“使知心性之源”，思想境界更上一层楼。这些步骤展现的是以传统儒家理论为指导的一个完整的“立身”“树人”过程。
在戚继光抗倭时期，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心学学说已广为流传。戚继光所主张的“正心术”，实际上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至于“正心术”的方法，戚继光认为关键在于“所存意虑澄澈”“光明正大”，心心念念在于卫国、敬人、强兵，并且要踏踏实实、义无反顾地践行自己的理想，使行为与思想保持一致，这样“坚持积久，久则大，大则通，通则化”，就能在思想上获得如天堂般的快乐之境；相反，如果偷生谋利、不忠军国，就会意虑错愕、心绪不宁，“思思念念于此，解脱不得”。因此，“轮回只在吾心，地狱亦在吾心耳”。这是对王阳明心学和佛教轮回理论深入浅出的表述，清晰地指出了“心”具有极强的可塑性，而其决定权完全操之于我。
我国古代军事理论历来非常重视对官兵的教育，但总体来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相关论述都较为单薄，多是“教之以礼”“励之以义”等纲领式、条目式的表述，详细的教育内容、具体的操作方法则不知所云。直到明代以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代表的兵书问世以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戚继光对官兵教育的总体设计思路、具体的实施步骤、操作方法等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具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非常强的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