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傅堃
砰！砰！砰！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连续三声枪响，南昌城内各处起义军应声而起。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随后，22000余人的起义队伍南下，计划“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后取广州，再举北伐！”
刚刚诞生的队伍信心满满，谁也没有料到，仅仅一个多月后，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下，他们险些夭折——主力部队损失殆尽，朱德领导的“断后”部队成了四面楚歌的孤军。
前进还是撤退？放弃还是坚持？留下还是离开？每个人都面临选择。
南昌起义失败后，最终有八百余人的队伍上了井冈山。他们保存住的革命火种，从此再未熄灭。
“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1927年10月初，拂晓，浓雾笼罩了一切。
朱德率三千人据守三河坝，和国民党钱大钧部的两万大军已经血战了三昼夜。数天前，南昌起义的部队在这里分兵：周恩来、贺龙等率领主力向潮州、汕头进发；朱德率部据守三河坝，掩护主力南下。
兵力悬殊，但朱德部决死一战，生生把潮水一样的敌人挡了三天。阻击任务完成，部队撤离，南下追赶主力。
可他们迎面遇到的，是从潮汕突围出来的仅剩几百人的起义军——南下的主力部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已被各个击破，起义领导人失散，下落不明。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失败了。
犹如冷水兜头泼下，断后部队再也没有和主力会师的机会，他们已成南昌起义部队最后的孤军。
此时，距南昌城的胜利刚过去两个月，起义军所有的运气仿佛消失殆尽了——
8月5日，两万三千人的起义军离开南昌南下，准备夺取广州，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举行北伐战争。
第二天，部队刚离开南昌，打先锋的蔡廷锴就率部“叛逃”，一下子带走了6000人。
在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中，蔡廷锴地位特殊，他并非共产党员，对共产党也并不了解。因为与叶挺私交甚厚，种种机缘巧合下参与南昌起义。事起仓促，虽然身在南昌起义领导人之列，蔡廷锴的打算却是“待机定进退”。
蔡廷锴成名于北伐，参加南昌起义却转而投身蒋介石，后来参与“围剿”红军甚为出力。“一二八事变”中，蔡廷锴率十九路军抗击日寇，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再后来蔡廷锴又举事反蒋，被蒋击败后无兵无权，最后以反蒋联共的民主人士身份，参加了新中国的政协会议。
蔡廷锴在政治上的反复变化，其实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要他们坚定跟着共产党人走，是无法办到的。
其实，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中，不光蔡廷锴不是共产党员，当时的起义军总指挥贺龙也还没有入党。
贺龙青年时“两把菜刀闹革命”，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两把菜刀起家，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在军阀林立的旧社会，屡遭失败，几经起落，在贺龙的坚强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在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屡建战功。到1927年，贺龙已是第二十军军长。
仗越打越多，官越做越大，贺龙却越来越迷茫。“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一片乱糟糟。大小军阀各占一方。”“我走的路子对么？”贺龙问身边的参谋。
参谋刘达武回答：“你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在摸夜路呀。”
“摸夜路”的贺龙，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光。1959年1月，贺龙在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参观时回忆说:“1927年7月底，汪精卫决定在庐山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上庐山，要么去南昌。我主意已定，就是跟共产党走。这时敌人来拉拢我，送来金条银洋。我对他们说，国民党我不入，要入党，就参加共产党。”
7月28日，贺龙见到了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听了周恩来关于起义的基本计划后，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满意地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在天空最为黑暗，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时候，共产党找到了贺龙，贺龙也找到了共产党。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共产党。
入党第二天，贺龙向官兵宣布：“昨天晚上我入党了。过去我们所作所为，无非就是打富济贫，扶弱抑强，替老百姓平冤出气，但干不出什么大名堂。现在我知道，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就是为了消灭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万恶社会，进而建立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大家要明确这个远大目标，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里来。如果大家愿意入党，我来当介绍人。”
没想到，年轻的共产党和这位新党员，很快遭遇了严酷现实的考验。
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再加上战略战术的失误等种种原因，南下的起义军最后遭至失败。
10月2日，南昌起义的领导机关一行几百人，到达了普宁县的流沙镇。第二天，叶挺和贺龙分别带着为数不多的部队赶到了这里。中共前敌委员会在路旁的一座小庙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南昌起义领导机关的最后一次会议，实际上也是失败情况下的善后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