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
“要革命的跟我走！”
陈毅是第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他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了朱德。
南昌起义那天，陈毅在武汉，公开职务是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准尉文书，实际上是该团中共党团的负责人。几天后，他随教导团东征。在九江，教导团被张发奎派部队包围，说要“清理”共产党人。陈毅这才得知共产党在南昌举行了起义。他毅然决然脱离教导团星夜向南昌赶。他在汉口与好友辞行时说：“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路上，听老百姓说起义军南下了，陈毅便沿路追赶，终于在8月21日追上了南下起义队伍。陈毅与周恩来以前就十分熟悉。二人相见，陈毅还没来得及开口，周恩来便惊奇地问：“你在武汉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七十三团没有指导员，周恩来便把这个职务派给了陈毅。陈毅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那时候就参与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1923年正式入党。论资历，这个职务不算高，周恩来也有些抱歉地对陈毅说“别嫌小”。
陈毅爽快地说：“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8个字，当时当刻，说出了多少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的心声，饱受摧残的共产党人拿起武装，心中充满无限希望，即使前路崎岖，即使疾风骤雨，点点火光不会熄灭。
短暂的休整后，队伍按照朱德的指挥，向湘南行进。
危机仍在。
队伍一路走到10月，没有装备、没有粮食、没有药品、没有弹药、没有给养，没有上级，更没有头绪。挫败、迷茫、失望……整个队伍依然看不到未来。
当时已近深秋，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同上级党委的联系没有恢复，饥寒交迫，疾病流行。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杨至成上将后来回忆当时队伍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有人跟着走，也有人选择离队，其中不乏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告而别。一路走，一路散，加上战争折损，2500余人的队伍，仅剩下约1千人。
10月中旬，队伍抵达闽赣边界石经岭附近的隘口，国民党军的一个师紧追至此，并以两个团的兵力发起猛攻。
起义军余部仓促应战。
在有些人面对敌人，慌张得手足无措时，朱德亲自率领几个警卫员，从长满了灌木和荆棘的悬崖峭壁往上攀登。
粟裕回忆，朱德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方发起进攻。他用自己的冷静与勇猛，为这支队伍做出了表率。
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挥舞着手臂，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他的身影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金光。
但局面不会因一两场战斗而改变。情况仍在继续下滑。
10月下旬，部队抵达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此时，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了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然而，此时朱德的部队还不知道红色的井冈山，饥饿、疲惫、病痛、战斗一刻不停地缠绕着他们。到达天心圩，也是这支南昌起义仅存的火种最岌岌可危的时候。后来中央接到报告，里面写过关于南昌起义部队的窘境——师以上军事干部只剩下朱德一人，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陈毅。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当时的局面，如林彪所想的不在少数，很多地位比他高，且不打招呼就离队的人亦有不少。很多走掉的人倒不是就此放弃了革命，而是去上海或香港“另外去搞”。但是对眼前的这支行将溃散的队伍，他们已经没有信心了。
在天心圩的军人大会上，朱德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他还说：“1927年的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1917年俄国革命就成功了……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朱德后来能成为人民军队三任总司令——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奠基的一举就在于此刻的振臂一呼。
许多年以后，萧克将军回忆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
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
在困难无望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意志，在生死一线的时刻一马当先杀出血路，从此之后，朱德成为这支队伍无可争议的领袖。
朱德讲完后，陈毅也上去讲：“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住胜利的考验，也要经得住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
王尔琢则蓄起了胡子，他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见过王尔琢的人都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位年纪只有二十几岁的军官，却是满脸胡须，长发披肩，颇有点像今天那些浪漫派的诗人画家。那时的人们都没有想到中国的民主革命以后要经过二十多年的曲折奋斗才最终能得到胜利，还多是“速胜论”者，王尔琢仅仅几个月不剃须发就已经如此，如果再坚持下去若干年实在是难以想象。
王尔琢毕业于黄埔第一期，很受那些担任营长、连长的黄埔三、四期的同学们敬重。当师、团两级军官都差不多离开后，他在部队里是资格最老、地位最高的“本地户”，朱德、陈毅都是刚到不久的“外来户”，王尔琢一言一行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尔琢以黄埔老大哥的身份找军官们谈话，要大家认真服从朱德的领导。他本人也认真听从朱德的命令，诚心诚意地当军事上的副手。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可以说，朱德能够掌握住这支部队，陈毅和王尔琢就是他的左右手。后来上了井冈山后，朱德与王尔琢的个人感情也很深厚。朱德当军长，王尔琢是军参谋长兼主力团二十八团的团长。只可惜天不假年，井冈山时期，王尔琢规劝叛变的属下，遭叛徒枪杀。
王尔琢牺牲后，朱德最为悲痛。毛泽东也曾写下这样一副挽联：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在天心圩，还是有人选择了离开，“一共走了三百多名军官和士兵”。但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从此，起义军千里转战迎来新起点。
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选择留下来的八百人，是符合这两条纲领的八百人，也就是最坚定的革命者。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毅则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这是总司令的伟大。”
上世纪五十年代，朱德直面回答了当时做出决定的理由：当时我所讲的，并不是我个人独到的见解，而是革命的经验。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的、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部队要巩固，就要经常在部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党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