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
“我要卷土重来”
流沙会议召开时，南下的起义部队仅剩一千余人。
据当时刚刚加入共产党的郭沫若回忆，周恩来此时是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的，正发着高烧。“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此时，周恩来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军队的政治工作。南昌起义的主力中，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及叶挺独立团扩编后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乃至蔡廷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都是久经战阵的军队，战斗力不可谓不强。然而在南下途中，有的可以轻易脱离起义部队，有的成建制投降，有的一战击溃、走走散散……归根到底，是这支部队还没有完成脱胎换骨的改造。
最初单独领导军队的共产党人，吃了这次大亏，在“十分痛心”之后，痛定思痛，也总结出了重要的经验。加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将支部建在连上，以党的组织不是以长官个人掌握部队等，可以说都是由这类教训而引发出来。
周恩来又讲了前委已经大体商定了善后的办法：“武装人员应尽量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非武装的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叶挺的心情同样沉重。在周恩来简单地报告完后，他接着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
贺龙则坚定地说：“我不甘心，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还有人没来得及表态，村外山头上发现了敌人尖兵。
会议匆匆散了，起义领导机关分散突围。
此时，周恩来发烧已至40度，由担架抬着走在队伍后面。
离开流沙刚走了不远，突然路边枪声大作，国民党军从起义军队伍中间冲了过来，一下子把部队打乱。由于新败之余，士气大受影响，“兵败如山倒”。
聂荣臻事后回忆当时的场面说：“敌人袭来,在流沙附近打响以后，部队很乱。二十四师撤下的部队，与革委会的人混在一起，各单位插得稀烂，一个建制的部队也找不到……真是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叶挺始终跟着恩来同志。”
这时，周恩来仍在发高烧，连稀粥都不能喝。在昏迷状态下，他还在嘴里喊着：“冲啊！冲啊！”
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人也跑了。叶挺和聂荣臻临时抬起担架。他们仨只有一把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是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老朋友杨石魂找来了一艘船。聂荣臻回忆：那条船，实在太小。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用绳子把自己拴在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在茫茫大海中颠簸了两天一夜，好容易才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后，杨石魂马上派人把周恩来背去治疗。叶挺、聂荣臻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广东省委。此后，二人又参加了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
刘伯承、贺龙、林伯渠和彭湃夫妇则一同转移到陆丰县。到了那里，彭湃找到了自己领导的农军部队，就留在那里斗争，同时派人送刘伯承、贺龙、林伯渠和自己怀孕的夫人许玉庆从神泉港乘船到香港。刘、贺、林三人。再从那里转赴上海找中共中央。
“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与部队失散，几经辗转也到了香港，转至上海。
在中央安排下，刘伯承、林伯渠、吴玉章等先后到苏联学习。刘伯承于1930年回国，后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了红军总参谋长之职。吴玉章长期在苏联和西欧工作，抗日战争初期回国。林伯渠则在上世纪30年代初回到中央苏区，又干起了老本行，主管中央苏区的财政，跟随红军长征到陕北。
贺龙到达上海后，中央原本也是安排他去苏联学习，可是他的态度一如在流沙会议上的表态：“我不甘心……我要卷土重来”，坚决要求回湘西老家再拉武装。
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代表党中央，前去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据李维汉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他表示不愿意去莫斯科，要回湘西。我说，你怎么能回到湘西呢？武汉和长江你很难过去。他说，只要过了武汉，走水上、陆路到湘西，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以前凡是打我的旗帜的，就不会遭到强盗抢劫。他还说，我会很保险，你不要管，我只要出了武汉就行。”
翌年春天，在地下党的护送下，贺龙通过了桂系军阀严密控制的武汉，接着自己返回了湘西桑植家乡，马上通过旧关系拉起了几千人的武装，又打出了一个“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旗号，开辟了著名的湘鄂西苏区，成为全国几大红色根据地之一。这是后话。
在南昌起义领导机关“胜利大逃亡”的同时，在粤北山区艰难跋涉着的一支不足千人的队伍，即奉命完成阻击任务的断后部队。
南下部队被打散、起义领导人失散的暗夜里，浑天黑水疾风泣雨，凄惨无比。孤立无援的断后部队，最后一星南昌起义的火种，面临的是比主力部队还要绝望的处境。
这支队伍的带路人，就是朱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