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观从“仰慕”到“蔑视”的全民性逆转
战争的胜负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对华观，出现了有史以来首次从“仰慕”到“蔑视”的全民性逆转。
甲午战争后，日本朝野上下已经公开表示要当“东洋盟主”，对中国的“蔑视”和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在各报纸中展现无遗。《东京日日新闻》公然提出合并朝鲜、分割中国；《日本报》认为，甲午战争使得清国的虚名空囊全被揭下；《大阪朝日新闻》指出，日本不仅要向区区东洋，也要向全宇宙宣扬自身天职之重、任务之大。日本政界不仅确立了“蔑视”性的对华态度，而且还产生了“中国亡国观”的雏形，认为腐败的晚清政治，文弱的民族性情，导致中国难以抵御外来侵略，只要日本一付诸武力，中国就会屈服。日本还出现了“侵略客体型”对华观，将中国视为侵略的客体对象，这成为决定日本在此后50年间不断蚕食、侵略中国的思想诱因。
1906年6月，日本设立“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表面上，这是一个铁路公司，但实际上是近代日本最大规模的对华情报搜集和咨询机构。“九·一八”事变以后，“满铁”调查部进行了“中国抗战力调查”。调查报告认为：“日中双方的力量在战争初期差别非常大，这是这次战争的一大特点。而且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不仅仅是量上的，更重要的是质上的。”而这种“质上的差异”的根源，在于“支那是半殖民地国家，而日本是现代化的国家。”这次战争是半殖民地国家与现代化国家的对抗，在日本看来是一场胜券在握的速决战。这与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判断日清之战是所谓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观点一脉相承。
1931年7月，日本陆军省发表包括增兵朝鲜的军制改革计划，接着就改变关东军的配备，积极宣传“日本的生命线——满蒙的危机”，煽动国民的沙文主义情绪。战争刚一开始，日本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对“九·一八”事变进行批判，但由于日本政府严格检查报纸、杂志，批判战争的言论和文章无法公诸于众。日本的政党大多数是支持侵华战争的，社会民众党和总同盟最初就支持战争，劳农大众党（以原日本劳农党为主的中间派的合法无产政党）虽在最初反对过战争，但不久就改变了立场。1933年2月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时候，绝大多数国民都成为战争的狂热支持者。
由于退出国联，日本在国际社会受到孤立，但是政府极力诱导民众，建立了所谓的“准战时体制”。随着战争的开始，政府变通货压缩政策为通货膨胀，以军需工业为首，生产再趋活跃。到1932年初，只有日本一国首先摆脱了经济危机，到1933年甚至接近繁荣，这就成功促使更多日本民众加入支持战争的行列。
举国备战，自认为对华占据绝对优势
甲午战争后，华衰日强成为中日关系新的特征，日本敢于以小搏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举国上下进行了全面备战，中日之间力量差距逐渐拉大。日本将甲午战争所获赔款的大部分用于扩军备战，据日本学者统计，在总计约3.47亿日元的赔款中，有2.95亿元用作陆海军扩军费、钢厂创建费及其他直接军费。
1918年9月8日，日本推出《军需工业动员法》，正式以法律形式使战争动员合法化、制度化。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战争动员的法令。1934年，《军需工业动员法》改名为《军需动员法》，从而进一步扩大动员范围。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日本于1937年10月5日发布《军需动员实施训令》。1938年4月1日，日本国会紧急审议并通过了《日本国家总动员法》。该法于1939年、1940年两次修订、补充，从组织系统审视，该法是二战期间较完备的一部战争动员法。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的全部力量，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战争动员涉及范围极其广泛，包括兵力动员、劳务动员、国民精神动员、电力动员、生产力扩张计划所需的物资动员、金融动员等。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本派到中国本土的兵力达38个师团，一个师团兵力大约2万余人。为准备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开始加速战略原料及战争所需其他物资的储备。1931年以后，各种战略物资的进口急剧增加。1929年至1936年间，石油进口几乎增加3倍、废钢铁增加3倍、铜增加6倍、镍增加4倍、铅增加10倍。1931年至1936年间，日本工业的军事化得到迅猛发展，军工生产的潜力得到深度挖掘，生产能力大幅提高。这些都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日本在国内外舆论宣传、全方位情报搜集等方面野心勃勃、志在必得地进行了全方位的准备。
然而，短视的日本政府没有看清楚的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积极进行近代化国家建设，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日益提高，国防能力也逐渐加强。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侵略激发起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集举国之力抗日成为全民共识。这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是一次民族力量、智慧和韧性的比拼。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经此一战凤凰涅槃，日本则多行不义自取灭亡。正如日本学者井上清所说，像彗星那样登上舞台的近代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从1895年开始把中国领土台湾变成殖民地以来，经历了半个世纪，又像彗星那样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