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首先，教派矛盾更加难解。伊斯兰教自创始之初就出现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野，但过去相当长时期内，这一矛盾并不突出，至少不是地区主要矛盾。2011年中东剧变后，该地区原有秩序根基动摇，部族、教派矛盾日渐复苏、觉醒。沙特与伊朗分别成为逊尼派和什叶派阵营的“首席代表”：沙特长期与瓦哈比教派结盟，沙特国王也以“两大圣地监护者”和伊斯兰世界领袖自居；伊朗信仰什叶派，l979年革命后又实行“教法学家统治”，并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当前沙特与伊朗地区博弈，明显带有教派冲突色彩。
有分析指出，冷战时期，中东曾出现“阿拉伯冷战”，即世俗共和制国家与传统君主国间的对峙。当前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新冷战”，更多是以教派划线，而不是以政治划线。在伊拉克，伊朗力挺该国什叶派政党和领导人，沙特则为该国逊尼派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撑，该国逊尼派领导人也追随沙特立场。在叙利亚，自2011年陷入动荡后，巴沙尔政权得到伊朗及什叶派力量力挺，叙利亚反对派则得到沙特、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支持，即使“伊斯兰国”兴起也未使沙特改变赶巴沙尔下台的决心。在黎巴嫩，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巴沙尔”，黎巴嫩国内教派矛盾激化，派别频频发生冲突。
这种争夺导致中东各国政治日益撕裂、教派矛盾升温，由此将中东原有“游戏规则”打乱，地区秩序更加混乱。长期以来，“阿拉伯人不打阿拉伯人”一直是阿拉伯国家共同的政治禁忌。但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上述禁忌一再被打破：沙特等海湾国家资助逊尼派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府；2015年3月沙特等国打击同为阿拉伯人的胡塞武装，并使教派矛盾外溢效应凸显：在巴林，国会议员起草立法，宣布“胡塞武装的支持者”（主要是什叶派）若批评这场军事行动将被视为犯法；在伊拉克，什叶派为主的“全国联盟”等反对沙特军事行动，逊尼派为主的“民族主义力量联盟”等则支持沙特。“这场战争激化了整个地区什叶派与逊尼派间的矛盾。”这种以教派冲突为底色的矛盾，比单纯的国家利益矛盾更难化解。
其次，“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无论是直接冲突的沙特与伊朗，还是受到殃及的弱势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受害者。而过去不被中东主流政治接受的“局外人”，则成为这场内斗的最大受益者。
一是极端恐怖势力成为赢家。中东剧变后，中东日趋由转型变成乱局，各种极端恐怖组织乘机滋生扩大，并连地成片：自东向西，出现了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也门“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黎凡特地区的“伊斯兰国”、北非“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利比亚“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等恐怖极端组织。尤其“伊斯兰国”日渐成为极端恐怖组织的“领头羊”，反恐日趋成为中东国家最紧迫的任务。然而，沙特与伊朗无处不在的地区博弈，导致相关国家内部政治撕裂乃至动荡失序（叙利亚和也门是典型案例），政策优先目标频频偏离反恐主航道，由此使“伊斯兰国”日趋肆虐。也门危机是典型例证，也门境内恐怖势力本就十分猖獗。胡塞武装本来是打击“基地”组织的主力军，其对“基地”组织的杀伤力，要比美国的无人机反恐策略有效千百倍。
随着也门战事升级，尤其沙特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也门反恐大计基本被搁置。“基地”组织武装乘机添乱：3月12日攻占也门政府军一座军营，缴获大批重型武器；夺取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会马卡拉大部分地区；4月初袭击一所监狱，释放包括“基地”组织头目巴塔尔菲在内的300余名囚犯。“伊斯兰国”也乘机进军也门，频频制造恐袭事件。分析认为，如果胡塞武装在沙特空袭中失败，其地盘很可能被“圣战分子”接管，届时也门很可能出现人口5倍于叙伊边境的“伊斯兰国”。
二是以色列“渔翁得利”。以色列长期生活在阿拉伯世界敌对包围中，因此最希望的就是中东伊斯兰世界陷入内讧，无暇或无力对其围堵。曾任以色列外长的奥代德·伊农早在1982年2月就提出，要按照族群和教派，将整个中东分裂为尽可能最小的领土单位。中东剧变数年来，中东温和与激进阵营内斗，尤其沙特等海湾国家将矛头对准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区反美国家，使相关国家地缘版图碎片化加剧。以色列因掣肘减少，相对实力大增，在地区事务中日趋肆无忌惮。21世纪以来，以色列己在阿拉伯世界发动3场战争：2006年7月大举入侵黎巴嫩；2008年底至2009年初对加沙地区发动“防务之柱”军事行动；2014年7月对加沙发动为期50天的“护刃行动”。
当前沙特与伊朗“鹬蚌相争”，以色列更是“渔翁得利”。沙特为遏制伊朗，与以色列越走越近：伊核问题上，以色列曾密谋武力摧毁伊朗核设施，沙特则承诺为以色列开放领空；在推翻巴沙尔政权问题上，沙特出钱出武器，以色列则提供情报，并数度对叙境内军事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沙特主导空袭胡塞武装，以色列不仅提供情报支持，还直接派战机轰炸。沙特与以色列结盟，将使阿拉伯世界在巴以问题上更加软弱无力，以色列在中东行事更加肆无忌惮。
此外，沙特与伊朗内耗，还使美国等军火供应国大获其利。中东地区动荡持续，尤其沙特与伊朗两大阵营对峙加剧，导致中东国家对先进武器需求激增。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2005年以来，中东地区军费开支增长57%。其中，伊拉克增长286%，阿联酋增长135%，巴林增长126%，沙特为112%。2014年沙特阿拉伯武器装备采购额达到80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则是这些国家武器装备的主要提供者。沙特还准备同法国签署20多个军购合同，总价值达到上百亿欧元。伊朗为加强自身防卫，也明显加大了向俄罗斯军购步伐。201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29号决议，禁止各国向伊朗出口坦克、战斗机和军舰等重型武器装备。2015年4月13日，普京宣布解除向伊朗供应S-300防空导弹的禁令。中东新一轮军备竞赛呼之欲出。
中东缺乏“核心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主导和塑造地区格局。沙特与伊朗势均力敌，“谁也吃不掉谁”，由此决定了双方博弈看似激烈，实则至多是一种“低烈度冲突”。但这种地区博弈令中东始终难以摆脱动荡与危机状态。沙特与伊朗只有“化剑为犁”，才能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新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