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堑飞渡仍从容
——讲述红军东征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郭建跃 武元晋
红军东征总指挥部旧址位于山西省交口县桃红坡镇大麦郊村东山坡上一个叫“城门里”的宅院里。它坐北向南，为三进四合院落，由窑洞式结构和木式结构建筑组合而成。人们知道长征,但许多人并不知道红军东征。
8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标志着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向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拐点，可以发现，它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挟百战余威主动实施绝地反击的英明之举。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大地的蚕食鲸吞，面对国民党政府对陕甘苏区的大举进犯，共产党人再一次展现出他们开阔的胸怀胸襟、成熟的政治智慧和过人的军事胆识。
东征胜利结束后，在陕北延川县太相寺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在总结东征时指出：红军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而从更长远、更深刻的精神传承角度去审视，东征不只是中国革命的一张传奇名片，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底片。
——编 者
意见不一的决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是六易落脚点,最后选择延安作为大本营。
1935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虽然率领陕甘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站稳了脚跟，创造了开展革命新局面的条件，但是陕甘苏区这个大本营面临的局势还很严峻：红一方面军只有1万余人，苏区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粮食和工业品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很不容易。国民党重新调集陕、甘、宁、绥、晋五省军队对陕甘苏区进行“围剿”，并加紧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
红军和苏区的出路何在？
1935年12月17日，在瓦窑堡会议上，饱尝丧失根据地之苦的许多领导同志，对此曾有过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红军应当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寻求与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作战；有的主张往西，向宁夏求得发展；有的主张立即北出五原、包头，与日军争先机，并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国际支援。
但毛泽东主张红军应当乘全国抗日高潮的形势，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
他在阐述这一主张时指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可以进一步北进绥远或东进河北，争取对日直接作战，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运动新高潮；又可以避免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对峙，有利于同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可以威胁阎锡山的老巢，迫使其把入陕的晋绥军调回山西，以缓解对陕甘苏区的军事压力；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红军扩大兵员，解决给养，建立抗日根据地。最终，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虽然瓦窑堡会议决议对红军发展的主要方向应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绥远等省的战略方向已经确立，但不少人对东征山西到底是否妥当仍心存疑虑，为此，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为了保卫陕甘根据地，红军东征是“以发展求巩固”的唯一抉择。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3月20日至27日在晋西地区的上益千村、石口村、四江村、罗村等地流动中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晋西会议，再次确定了红军“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原则，目前以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毛泽东特别强调：“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
从东征酝酿到实施行动，都有过不同意见的探讨甚至争论，秦邦宪、王稼祥、何克全对东征都持有不同意见，林彪甚至一度不同意毛泽东东进山西的主张，要率部到陕南打游击。然而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对不同意见虚心听取、耐心说服，通过一系列的会议和电报往来，循循善诱，最后形成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局面，保证了东征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