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从军、60年党龄，为军事医学科研事业奋斗一生，去世后捐出心脏供医学研究，83岁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离休干部王崇恒——
把生命燃烧到最后一刻
不通知亲友、不发讣告、不搞遗体告别，身边只有妻子、女儿等至亲陪伴。这是他与家人早就商量好的。
军装挺括，腰背笔直，眼睛透亮，眉梢上扬。用张上过光荣榜的戎装照做遗像，也是他早就选定了的。
“全都按照你说的做了，放心地去吧。”此前一天，经过慎重考虑，老伴贾桂荣亲笔签名，将他的心脏捐献给解放军总医院做医学研究，完成了逝者的遗愿。
这就是一位老科研工作者、军事医学科学院北京干休所离休干部王崇恒的葬礼。
1948年，刚满16岁的王崇恒光荣入伍，成为原东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一名见习司药。当时部队军需保障吃紧，隆冬时节，在白天气温达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齐齐哈尔，王崇恒和战友们还穿着单衣单鞋，全科室只有一件值班用的军大衣。
深感后勤保障的艰难，王崇恒把自己的司药工作看得很重。分类整理、存放保管、收发登记全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药房搬迁，他自己动手用废旧材料制作包装箱转运药材，不仅瓶瓶罐罐丝毫无损，还为医院节省了不少开支。
到第二军医大学深造后，王崇恒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从事药物研发工作。当时，我军南下部队遭遇毒虫咬伤、瘟疫横行等现实困难，部队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王崇恒和一批科研工作者以部队需求为使命，投入到杀蝎、驱鼠、消毒、止痒等针对性药物的研发工作中，参与了20余种药物的合成工作。同在研究所搞科研的妻子贾桂荣记得，一次下部队，看到战士们用上了自己研制的止痒清凉油，王崇恒兴奋得像个孩子。
上世纪70年代起，王崇恒担任科研管理科科长，出色地完成了全所的科研管理任务，可当组织上想任命他担任更高的领导职务时，他却拒绝了：“我这块料，还是搞科研合适！”有人劝他还是当官好，他说：“什么当官不当官的，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就这样，王崇恒又回到研究室搞起科研。工作40年，他一次荣立二等功，两次荣立三等功，获得了“胜利”功勋荣誉章。
一辈子钟情科研，可当两个孩子也想选择科研道路时，王崇恒却郑重地告诫：“搞科研有可能一辈子出不了成果，你们可要做好心理准备，不能半途而废。”在孩子们眼中，王崇恒一辈子严谨，对别人要求严，对自己要求更严。这一点，王老近年来的《家庭病例》可以作证：每次入院的时间、原因、接诊医生、用药情况都有详细记录，相关单据收集整理得像科研档案一样井井有条。
经历过艰难困苦的磨砺，王老一辈子节俭。妻子贾桂荣保存着一个老式的理发推子，那是她给王老理发的专用工具，用了整整50年。就在前两天，她还用这把推子亲手为王老理了发。
2001年，王崇恒第一次突发心梗，解放军总医院为他做了心脏支架手术。但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王老体质很特殊，既有对抗血栓药物的抵抗，又有安放支架后血管内膜的严重增生，很快就又形成新的血管堵塞。医院心内科采用了加强抗血小板监测、应用新型抗栓药物等多种治疗方法，但收效甚微。
血管内膜不明原因增生，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医学难题，王崇恒也因此萌生了捐献心脏的想法。“应该拿我这颗破碎的心去研究研究，为以后救治类似的病人做点贡献。”王老不止一次向家人提起这事，但大家并没有当真。
今年7月初，王崇恒再次发病住院。这一次他又跟救治他的医生、护士反复表达了同样想法：“万一有不测，把我的心脏留给医院，希望能对搞清楚这个难题有所贡献。”
这份心脏标本的价值有多大？就在王崇恒捐献心脏前不久，国际上心血管领域最顶尖的学术期刊之一——美国的《循环》杂志刊发了一篇论文，内容就是对一个类似病例心脏标本的研究，这足以说明学术界对相关研究的重视程度，也足以说明一例标本的科研价值。“临床上太缺乏这样的研究样本了。”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四病区主任徐勇表示，这类病例极为特殊，用人工造模方法是模拟不出来的，因而王老捐献的心脏是非常宝贵的研究资料。他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研究成果，用实际行动表达对一位老科研工作者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