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一路鲜花绽放，而此刻，我的眼里更在意的是路边上是否依旧生长着坚强而帅气的“车前草”，这是我生命中认识的第一味中草药，每当秋天看起它，就会想起美丽而善良的妈妈。想起很多人，很多故事。
那年我8岁，感觉中我懂事比较早，喜欢读书，很多书虽然不谙其中道理，但是，那种用文字串联起的一个个句子，成为我的钟爱。让我最爱的书就是妈妈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的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这一年，一场猩红热让我知道了在北京西山有一处叫做“七王坟”的地方，空军总医院的传染科就设在那里。
猩红热传染吗？为什么会发烧起疹子？会死人吗？医生会怎样治疗？会隔离多久？……我发现这些问题在《十万个为什么》中实在找不出我需要的答案。换在今天，一个8岁的小破孩一定也会通过互联网求助“度娘”的，只是当时没有这个条件而已。无奈，任由医生治疗着高烧的身体和身上大片的疹子。有一天，我知道坏事儿了，从医生嘴里我听说了肾病这个词，好像能死人的那种。
我记得那位医生就是现在空军总医院皮肤科的创始人蔡瑞康教授，那时候，他做为西医刚学完中医，在传染科工作，当时他年轻、帅气又温和。他告诉我妈妈，孩子的肾病可以用一种单方中药进行调理，这味中药就是“车前草”的籽，叫做“车前籽”。用“车前籽”煮粥喝就能治愈。
那是一段很开心的日子，出院了，不用去上学，可以到处疯跑了，但帅气的蔡医生说的“车前籽”成为了我的惦记。想来也是个惜命的孩子，嘴还很馋。妈妈带着我认识了“车前草”，是在马路边上，还有车轱辘压过的痕迹。听老爸说，当年红军时代，曾经在部队里背着红十字药箱的爷爷（不能算军医，应该算司药或者卫生员），经常会收集一些单方、无毒的小草药给战士们治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听曾任空军总医院院长的牛步云说，当年红军长征途中，他的医学知识是爷爷那一代教的，他们是一边走，一边学，他也给我讲过红军时用“车前草”治病的故事。而之所以叫做“车前草”，也的确与部队或战争有密切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