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嵩的文品和人品说开去
●立言先立德，做文先做人。人品扭曲，文品就好不到哪里，官德肯定也不怎么样，其言便难以服众
提起严嵩，人们很容易想到戏曲舞台上那个身穿蟒袍、肩耸脖短的白脸奸臣形象。舞台上塑造的角色难免有点脸谱化概念化，史书中的严嵩，除了奸臣的评价外，其实还有一个诗人的身份。
严嵩在江西老家分宜县一个叫钤山的地方面壁十年，苦读诗书，声誉卓著以后，就“学而优则仕”，被召到京城做官。此人确实写得一手好文章，经常和嘉靖皇帝谈诗论文，据说还曾领衔重修《宋史》。我们看他写的一首七绝：“山泉野饭聊今夕，金谷铜驼非故时。随缘自有数椽竹，题俭真成一字师。”这首诗选自严嵩的诗集《钤山堂集》，读来真有一丝黍离之感伤怀之痛。《明史》称其“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到了清代编《四库全书》时，任总编撰的纪晓岚对严嵩的诗文也不忍一笔勾去，还引用王世贞的一句诗──“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来肯定他“独为迥出”的文学功力。
这样一个诗赋高手，却是祸国殃民的巨蠹大贪。严嵩籍没时，在他家里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其他珍宝古玩所值又数百万”。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严嵩的受贿物品有“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金银象棋亦数百副……然收藏书法名画最多，至以《清明上河图》起大狱而终不得”。难怪这位老学究感叹：对弈本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拿着一颗颗赤金浇出来的棋子，沉甸甸的，岂不累煞人也。看来这个老贼，不但有“雅趣”，而且“雅贪”不少呢！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崇尚“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白居易也说：“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陆游在《上辛给事书》一文中讲得更肯定：“夫心之所养，发而为言，言之所发，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为证明“文如其人”，宋代张戒还在《岁寒堂诗话》里举例说：“子美（杜甫）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太白（李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可见，古人认为做文与做人应是一致的，人品即文品，这不仅是中国文人的一种自觉追求，也为正直的士大夫所推崇。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唐代学者孔颖达解释道：“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这段话逐渐成为有志向的读书人的金科玉律，用“立德立功立言”的远大目标来要求自己。受这种思想影响，不少官员退休时一般也要“刻部稿”，企盼给后世留下一点雪泥鸿爪。但无论是古人“刻部稿”，还是今人出本书，终究都要以“立德立功”为前提。一定意义上说，人品就是文品、官品，文品、官品折射人品。没有好的人品作底子，缺乏做人的基本原则，一旦权力在手，势必生邪念、走歪路、办坏事，其作品自然也会跟着变馊发臭，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此，立言先立德，做文先做人。人品扭曲，文品就好不到哪里，官德肯定也不怎么样，其言便难以服众。古人讲“德不厚者不可使民”，道理亦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