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分裂，促成空前团结
长征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与陕北红军的大会师，这是中国革命武装割据局面空前的统一，而空前的大团结又是经历了空前的大分裂嬗变而来的。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会师不久，张国焘的私心、野心发作，向党中央要职要权。为顾全大局，党中央做出了一系列妥协，周恩来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并增补了四方面军的一些军政领导干部到中央和中革军委工作。
但是，张国焘欲壑难填，在与中央关于部队北上或者南下的路线问题发生分歧后，竟然密电所部胁迫中央南下。为了避免困境，中央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紧急北上。有人打电话请示时任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哨，打不打？”徐向前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离后，张国焘在四川松岗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逼迫红军总司令朱德表态。
朱德义正辞严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朱毛’在一起多年，全国、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在中国革命兴衰攸关的关键时刻，朱德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当土城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朱德提出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图为土城红军驻地遗址。
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曾经试图拉拢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但当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了解到事实真相后，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维护党的团结。在庆祝会师大会上，张国焘要发言，贺龙给他拉袖子，提出警告：“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表现出坚定的党性原则。
当时的党内斗争，既有疾风暴雨的路线斗争，也有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比如，犯有严重错误的博古在中央明确指出他的错误以后，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的情况下，仍能服从组织决定，自觉以党的大局为重，把中央的团结放在首位。李德曾策动博古反对党的决议，不交权。但博古没有同意李德的意见，把党的团结置于个人恩怨荣辱之上。在批判“左”倾路线的党内会议上，大多数发言者都能以理服人，大多数被批评者也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批评。
新任中央秘书长的刘英曾经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的部下，她尖锐地批评完自己的老首长后，凯丰走上台去，坦诚地说：“刘英同志批评得正确，我接受。”态度十分诚恳，检查也令人信服。试问，若党内犯有错误的高级领导同志不服从组织决定，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甚至拉山头、搞宗派，岂有长征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