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牺牲，杀出一条血路
信仰是要勇敢来开路的，忠诚是要以血性来表现的。
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后，红十军团三个师一万余人，最后冲出包围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只有粟裕率领的一个无炮弹的迫击炮连、一个无枪弹的机枪连和二十一师第五连，以及一些轻伤病员，共400余人。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得最惨烈的一仗，红军广大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数倍之敌血战五昼夜，终于突破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红军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几乎全军覆没，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后，躺在担架上，趁敌不备，从伤口拉出肠子扯断而壮烈牺牲，实现了自己“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土城一战，红军伤亡1000余人，这是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伤亡最大的一次作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亲自上战场指挥。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陈赓的干部团拼命反击，林彪率部杀出一条血路回援，这才使中央领导脱离险境。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狠、硬、快、猛、活”“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徐向前回忆百丈关大战，“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此战打了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1.5万余人，自己也伤亡亦近万人。这只是红四方面军无数恶战的一个缩影。
古代三国时期关公刮骨疗毒，一时传为佳话，而在长征时期，红军指战员类似刮骨疗毒的事迹成为普遍现象。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腹部受重伤，他是带着弹片开始长征，伤口时时向外流着脓血。到达陕北后，马海德医生为王稼祥诊断治疗，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这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难以想象！”
狭路相逢勇者胜，哪怕寡不敌众，哪怕九死一生，也要血溅七尺，前仆后继，揩干净烈士身上的血迹，踏着烈士的足迹继续前进！这就是不屈不挠的长征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