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兹伯里：“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并将历史上的红军长征同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长征”有机地结合起来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72年向周恩来请求，批准自己来华重走长征路，并采访健在的长征干部，把这部历史写出来。1983年，中国政府正式批准了索尔兹伯里的请求，他“长征路上写长征”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通过实地调查和访问，索尔兹伯里获得了大量珍贵的长征史料。1985年，他撰写并出版了长达30万字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称赞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 “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长征的每一步都使他们变得更为坚强”。这本书汇集了不少有关长征的历史背景材料，并运用叙述个人轶事和见闻的写作形式，对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和红军将领作了别开生面的描绘与评述，生动而详尽地再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历程。此外，他还把历史上的红军长征同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长征”有机地结合起来。
■冈本隆三、迈斯纳等：全面阐述长征胜利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认为长征促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获得成功
冈本隆三认为：“中国革命经过了长征的严峻考验，造就出中国革命的栋梁之材。”威廉·莫尔伍德也说：“长征塑造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就推翻了两千年来停滞不前的伦理体系和政治制度。”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进而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长征是具有巨大政治意义和心理影响的一件大事。从政治上看，正是在长征中，毛泽东重新获得党和军队的领导权，把革命队伍带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实现其抗日誓言，从而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以达到爱国和革命的双重目的。另一方面，长征的心理影响也是无形的。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再没有哪一件事像红军长征及长征中的传奇事迹那样，能给予人们以极为重要的希望和信心，同时，长征的幸存者意识到那么多战友已经牺牲而自己还留在人世，这就使他们所肩负的革命使命具有神圣的性质，并产生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正是这种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促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获得成功。
■本杰明·杨：深化对长征的理论研究，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长征途中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
1990年出版的美国学者本杰明·杨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深化了对长征的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该书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利用了许多前人不知的文档资料，澄清了不少政治和军事上的模糊问题，并纠正了若干错误；二是重在阐述中共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和策略方面的转变，减少了过去著作中常见的描述性语言。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把“长征”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试图建立一个研究模式——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长征途中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本杰明·杨指出：“从中共领导层总的发展方向来看，30年代中期是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的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
■结语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国外学者对中国红军长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他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研究红军长征，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全面反映和评价长征的意义和影响。但是，长征史毕竟是中国工农红军自己的历史，国外学者在研究上难免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他们往往不能完全占有相关的原始资料，有的甚至只能依赖口述材料，容易背离历史事实。此外，持不同政见和价值观的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红军长征、研究中国共产党史时，不可能不打上自身的烙印，因此在这些著作中不时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甚至歪曲历史的描述，但毕竟他们向国外的读者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世界上的影响。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