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娜、冈本隆三等:充分肯定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奇迹
德国友人王安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亲密朋友,于1936年2月来到了中国,此后,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她在中国生活、战斗了19年,把中国当作她的第二故乡。1937年3月初,王安娜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领导人,了解了他们的个人生活、革命历程以及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刻理解,还同红军将士、普通百姓进行了广泛接触,详细了解有关红军长征历程、长征始末以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问题。1964年,她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王安娜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她写道:“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需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据此,她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巨人中国醒了,它正震撼着世界!”这部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在国际范围内介绍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生动记录。
日本学者冈本隆三分别于1965年和1969年出版《长征——中国革命锻炼的记录》和《中国革命长征史》,他表示:“闻名于世的长征,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它的成功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奇迹。”美国军事学家塞缪尔·格里菲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还将红军长征与公元前400年色诺芬率领1万希腊人从波斯撤退到黑海作比较,认为这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红军行程6000英里,而希腊人行程仅2000英里;红军征战一年,希腊人只有4个月;红军在数量上十倍于希腊人。因此,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比色诺芬撤退“不知要大多少倍”。美国作家威廉·莫尔伍德同样强调,希腊远征波斯的大撤退,较之长征,规模如此之小,所遭受的牺牲和成就的英雄业绩如此平常,“简直不能相提并论”。斯诺甚至认为,与红军长征相比,公元前2世纪西方战略之父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进军,不过是一次轻松的假日远行。
■霍华德、代内什等:长征成为“一所政治思想大学校”,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英国学者罗杰·霍华德在《毛泽东与中国人民》一书中写道:“军队也开始在农民中间发挥政治教育的作用,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运动,使广大的农村都开始走上红军的道路”。在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的眼里,伟大的长征成为“一所政治思想大学校”,“在征途中向千百万人播撒新思想的种子”。斯诺感慨,长征成了“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史沫特莱、斯诺等:热情赞颂长征精神,称长征精神是“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量、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
1937年,美国著名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听到了有关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前往陕北苏区,亲身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她于3月抵达延安,受到了中共中央和红军将士的欢迎。她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其他红军将领,并开始进行大量的采访,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伟大的道路》一书。她在书中专门为“长征”单辟了一章,不仅细致地描绘了红军在长征路上的英雄气概,而且还细致地描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情况。史沫特莱还饱含热情地对长征作了高度的评价。她说: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她认为,“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不仅于此”,她满怀信心地预言:“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斯诺将长征精神概括为“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量、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他充满激情地写道:“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