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第一次，我没有控制住自己，在人前落泪。
当时敬老院老奶奶拉着我的手，轻声问与她同岁的我的爷爷是否安好，一瞬间千愁万绪混杂着苦痛心酸一股脑儿全都涌上心尖，鼻头一阵酸涩，我顿时泪如泉涌。
那天是爷爷离开我的第139天。
作者个人照片
爷爷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京沪杭战役、福厦战役等战役中立过三等功两次、二等功三次，于1951年出席二十八军第四届英模大会并当选模范工作者。
作为一名战地军医，救死扶伤是他的使命，在他眼里，战士的性命高于一切。行军环境艰苦，风餐露宿，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草根树皮都是拿来填饱肚子的食物。在这种情况下，爷爷身患严重的胃溃疡，一度到了胃穿孔的地步，但他依旧忍着剧痛滴水未进在前线奔波抢救。
福厦战役时，战斗情况惨烈，爷爷为救治伤员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身体不堪重负倒在战壕里，后被战士背回后方基地。爷爷昏迷了整整三小时，睁开眼的瞬间，他顾不得身边战友的劝阻，翻起身又立马奔赴前线。
照顾病人不是一件易事，爷爷有着极度的耐心和细心，他总是一边治疗一边开导。有时医疗药品缺乏，战士无法忍受疼痛，他索性撸起衣袖伸出自己的胳膊让伤员咬住。小时候当我看到他胳膊上一个个成圈的疤痕时，他总会笑着跟我说，这叫“革命的勋章”。
二十岁出头的爷爷胸前挂满军功章。
爷爷转业回家后成为一名医生，不论盛夏还是严冬，不管深夜还是仲午，一个电话，他就能背上小医药箱骑着自行车立刻赶往。他好像从未真正“离休”过，即使离开岗位，也一直外出为患者诊治。直至花甲之年，体力渐渐不支，爷爷才慢慢停下“外诊”的脚步。
但“话诊”的方式却日复一日从未停歇。每当乡里乡亲打电话询问时，他都仔仔细细地在电话里叮嘱半天，过段日子还不忘给乡亲们打电话嘘寒问暖。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责任感和使命感一点一滴地在我幼小的心中积聚。
爷爷十六七岁就投身革命，于1948年正式入党。他一生都保持对党的忠诚和信任。在爷爷身患重病之时，单位党组织了解到情况，特地赶过来询问有无困难，想争取帮助解决。意识有些模糊的爷爷知晓后吃力地摆着手表示：“一定按时上交党费，不能给党组织添麻烦！”
爷爷不惧万难，信念坚定。在漫漫行军途中，初入伍的他不幸感染疟疾，高烧至40度，极度疲倦的时候依旧一步一步紧紧跟在队伍中。那时药品缺乏，爷爷高烧迟迟不退，接连几天几夜的行军，年轻的他也已几度接近昏迷。他从不喊苦喊累，不要求休息不要求诊治，他总跟战友们说，“没事，就是有点困想睡觉。”爷爷还叮嘱后面的战友：“如果我不小心‘睡着’了，记得把我喊醒，我继续跟着大家走。”
京沪杭战役中，有一次，敌方的飞机朝着独行的爷爷轰鸣而来并投下一枚炸弹。庆幸的是爆炸点和他中间有一块一米多高的石块，爷爷身无大碍，只是身上的皮肉被炸弹的碎片崩得血肉模糊。他自己拿着镊子一点点清理，顾不上包扎，就穿着血迹斑斑的军装赶上大部队继续前进。
儿时，爷爷会抓着我的小手轻轻地抚摸胸膛上留下的疤痕，低声告诉我，“孩子，多少烈士为革命流血牺牲，我这些伤痕就是印记，时刻提醒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