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河正男曾这样回忆初见陈超凡的情景：
“我们被俘时，看到会讲一口流利日语的新四军干部，上衣口袋插了两支钢笔，听说还是留日学生，十分惊讶。他说话面带微笑，不像是教官讲的‘支那野蛮人’，惊魂未定的心一下子放松了许多。”
香河正男和日军战俘被送到新四军军部后，不但得到新四军医院军医精心治疗，新四军军长叶挺还到医院看望，并和香河正男坐在一起照相。
叶挺到医院看望被俘的日军士兵田畑作造（中）和香河正男（右)。
战争亲历者、时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第66团政委、现年98岁的姚力（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负责人、浙江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曾撰文回忆：
“为争取高邮的日伪军缴械投降，华中军区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派军区敌工部长陈超凡（1945年10月，新四军华中野战军成立，陈超凡任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11月，陈超凡任联络部部长）同志率领一批敌工干部和十多名‘日本人反战同盟’和‘朝鲜解放同盟’的同志，配合我军作战部队向高邮城内日军开展攻心战，他们在靠近阵地前沿，用日语向日军喊话，宣读日本天皇投降诏书，播放引发日军士兵思乡、思亲的日本歌曲，还把事先已经编写油印的日文劝降传单，扎成放飞的日文风筝，利用弓箭和迫击炮弹向城内日军散发，规劝日军、伪军放下武器。高邮战斗胜利后，陈超凡参加并主持了高邮战役日军受降仪式。”
1946年1月11日，华中野战军在山东鲁南、滨海两军区武装的配合下，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发起了陇海路东段战役。《新四军征战日志》记载：“11日晚，各部开始破击，战至13日24时，各部停止战斗。共攻占运河车站、炮车车站、大许家、碾庄、曹八集、黄庄、草桥、瓦窑等据点，歼拒降日伪军2800余人。”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停战协议，双方同时颁发停战令，13日24时生效。
短短两天，新四军控制了陇海路铁路南北路段130多公里，从而完成了华中、山东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的战略任务，为此后华中、山东，我军纵深迂回、南北机动、协同配合举行宿北、鲁南等战役大打歼灭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战场条件。
这份《受降条约书》，就是陇海路东段战役炮车车站日军向新四军缴械投降的历史见证。
1949年秋，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进军福建。照片从左到右依次为：刘培善（十兵团副政委、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十兵团政委）、叶飞（十兵团司令员）、陈铁君（十兵团副参谋长）、陈超凡（十兵团直属政治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