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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备战，自认为对华占据绝对优势
甲午战争后，华衰日强成为中日关系新的特征，日本敢于以小搏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举国上下进行了全面备战，中日之间力量差距逐渐拉大。日本将甲午战争所获赔款的大部分用于扩军备战，据日本学者统计，在总计约3.47亿日元的赔款中，有2.95亿元用作陆海军扩军费、钢厂创建费及其他直接军费。
1918年9月8日，日本推出《军需工业动员法》，正式以法律形式使战争动员合法化、制度化。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战争动员的法令。1934年，《军需工业动员法》改名为《军需动员法》，从而进一步扩大动员范围。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日本于1937年10月5日发布《军需动员实施训令》。1938年4月1日，日本国会紧急审议并通过了《日本国家总动员法》。该法于1939年、1940年两次修订、补充，从组织系统审视，该法是二战期间较完备的一部战争动员法。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的全部力量，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战争动员涉及范围极其广泛，包括兵力动员、劳务动员、国民精神动员、电力动员、生产力扩张计划所需的物资动员、金融动员等。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本派到中国本土的兵力达38个师团，一个师团兵力大约2万余人。为准备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开始加速战略原料及战争所需其他物资的储备。1931年以后，各种战略物资的进口急剧增加。1929年至1936年间，石油进口几乎增加3倍、废钢铁增加3倍、铜增加6倍、镍增加4倍、铅增加10倍。1931年至1936年间，日本工业的军事化得到迅猛发展，军工生产的潜力得到深度挖掘，生产能力大幅提高。这些都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日本在国内外舆论宣传、全方位情报搜集等方面野心勃勃、志在必得地进行了全方位的准备。
然而，短视的日本政府没有看清楚的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积极进行近代化国家建设，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日益提高，国防能力也逐渐加强。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侵略激发起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集举国之力抗日成为全民共识。这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是一次民族力量、智慧和韧性的比拼。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经此一战凤凰涅槃，日本则多行不义自取灭亡。正如日本学者井上清所说，像彗星那样登上舞台的近代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从1895年开始把中国领土台湾变成殖民地以来，经历了半个世纪，又像彗星那样消失了。
本文刊于2017年5月25日解放军报
“军事论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