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之“私”在他嫉贤妒能谋害同窗上尽显无疑。李斯与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有同窗之谊。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先天严重口吃，但嘴笨思深，善于著书。李斯自认为才能不及韩非。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看了《孤愤》《五蠹》等书，非常感慨，说：“我要是能见到这个人，并与他交往，即使是死了也不遗憾了。”因此，加紧攻打韩国。危急中，韩王不得不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高兴，预把韩非留在秦国任用。李斯妒忌韩非，在秦王面前诋毁韩非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诸侯，韩非最终还是要为韩国效力，而不会为秦国效力，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不任用他，久留于秦，将来再放他回去，这是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加以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有道理，派人将韩非关押起来。趁此，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要向秦王申诉，但未能见到秦王。秦王后来悔悟了，使人去赦免韩非，但韩非已经被害死了。李斯非常了解韩非的才能，当看到秦王欣赏并准备任用韩非时，在秦国政坛立足未稳的李斯，把韩非看成是自己飞黄腾达的绊脚石，无情地把同窗毒死在大牢。
李斯之“私”在“焚书坑儒”事件中可见端倪。“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威德”。儒士淳于越认为周青臣等人在面谀始皇，有不忠之嫌，起而进谏：“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为自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弟子为匹夫，卒有田长、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本来是臣子之间的政见之争，也是正常的国事进谏，但李斯却借题发挥，推波助澜，酿造了惨重蠧害中华文化的“焚书坑儒”事件。李斯深知，秦始皇绝不苟同“分封诸侯”。在实行“诸侯制”还是实行“郡县制”这个根本问题上，秦始皇与被罢免赐死的丞相吕不韦早就有过重大分歧。李斯对秦始皇的主张心知肚明，已经揣摩透了秦始皇的心思，给秦始皇上书，把儒士们的看法和议论说成是非议当世、惑乱民众、崇古害今、非主博名、率群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当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益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穷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这样的上书，完全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顺应了秦始皇的心思，秦始皇自然很乐意采纳，批准“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由此，又诱发了“焚书坑儒”事件，也终结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局面。从中也不难看出，李斯谀上私己的真实用心。
李斯之“私”在处置君臣关系中昭然若揭。秦灭六国后，集中了十余万六国罪犯大修骊山陵，人称十万刑徒，时有作乱，工地深藏着骚乱动荡的危机。这时，秦始皇让李斯征发老秦人去骊山修陵，李斯这时才给秦始皇算了两笔账。一是详尽列出了老秦人被征发南下、东进、戍边、迁徙及伤亡的数量，指出关中腹地所剩老秦人尽是老弱妇幼，已无人可征。二是如果再从被灭六国的青壮年中征发，骊山则将聚集六国的数十万精壮人口，若趁机生乱，则是肘腋之患。这两笔帐道出了事关大秦江山稳定的严峻危机。老秦人是大秦王朝的命脉，是大秦江山的根基，在六国复辟暗潮涌动、大秦一统江山未稳之时，关中一旦有变，天下一旦有变，老秦人再没有可成军之人，关中也再没有老秦兵可用，这里隐藏着巨大的危险。这两笔账让秦始皇大为震惊，他百思不得其解，如此重大的隐患，李斯又如此的清楚，为何不早说出来？为何不及早指出这个如此重大的失误？这就是李斯的权利机谋。他时时处处留心，刻意周全，二十多年中与秦始皇从没有任何歧见，保持了惊人的一致。老臣中所有人都与秦始皇发生过政见争执，唯独李斯没有，契合得如同一个人，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正如王贲临终遗言：“丞相斡旋之心太重，一己之心太过。”就连他早以了然于心的重大隐患也不及时进言，而是揣摩君心、察观权机，刻意选择进言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