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的高度决定着改革的深度
孙子曰：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战争的较量，一定程度上是敌我双方指挥员战斗意志、指挥艺术、战略战术的较量。解放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级指挥员远远超越对手的指挥打仗能力。
以前能打仗、打胜仗不等于现在能打仗、打胜仗，机械化条件下能打仗、打胜仗不代表信息化条件下能打仗、打胜仗。“两个能力不够”，其中一个就是各级指挥信息化战争能力不够；“三个能不能”，其中一个就是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这既是振聋发聩的使命考问，更是各级指挥员和高层领率机关必须跨越的短板痛点。
军官的培养，是最艰巨的战争准备。一个合格的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必须有很高的综合素养，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军事素养。现代战争不仅需要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具备联合作战素质，熟练掌握联合作战指挥技能，而且还要有伟大的爱国情怀、宽广的国际视野、深邃的哲学思维、丰富的历史底蕴、高超的指挥艺术、无敌的血胆气魄。如果只会“纸上谈兵”“叶公好龙”，没有现代战争意识，没有经过战争磨炼，不具备指挥信息化战争的核心军事能力，就算军费投入再巨大，武器装备再先进，体制编制再合理，作战官兵再英勇，这样的军队也必败无疑。
战争是最好的课堂，敌人是最好的老师。海湾战争后，得胜而归的美军前线指挥官施瓦茨科普夫，不是要求加官晋爵，而是提出退役，理由是：“我已经不适应下一场战争了。”面对新的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和部队多年不打仗的实际，面对军队改革和转型提出的新的标准要求，要强化“军事本领恐慌”“打仗本领恐慌”意识，真正把研究战略、研究战争、研究对手、研究打仗作为主业主课，尽快建立起与新使命、新体制、新职能相适应的新的军事职业素养，争当“谋略型”“指挥型”“打仗型”人才，不断提高谋划打仗、指挥打仗、带兵打仗能力，以实际行动为军队改革助力。
管理的高度决定着改革的力度
管理的本质就是提高效率和效益，是确保战略落地、实现过程控制的重要工具。美军转型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最重要的是运用了一系列科学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工具。“观察、定向、决策、行动”OODA循环理论，“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PPBE系统，以及精益理论、约束理论和业务流程再造理论等，都对美军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管理的落后是最大的落后，军队转型始于技术、成于管理。科学高效的管理，对于降低军队建设成本、提高军队系统运行效率、增强部队战斗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次军队改革提出推进以效能为核心的军事管理革命，必将给我军作战方式、指挥方式、领导管理方式、治军方式等带来一系列深刻变化，必须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完善管理体系，优化管理流程，尽快缩短新旧体制运行“磨合期”，不断提升科学管理水平和军事发展效益。
要建立健全联合战略规划体系，紧紧围绕“跟谁打”“用什么打”“怎么打”，认真研究我军战略领导管理和指挥控制的主要框架和运作流程，将军事战略目标、战略需求、军事能力调配、作战方案制订和实施、教育训练、高新武器装备项目研发以及军事资源有机连接起来，科学权衡对各种作战能力的资源投入，加强对规划计划执行的调控监督，切实发挥出最大效益。
要着力加强作战指挥流程再造，积极适应武器装备智能化、作战要素一体化、作战行动精确化的客观要求，把作战指挥的着眼点放在提高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上，进一步简化指挥层级，细化交战规则，打通指挥链路，用“信息流”连接和引导“物质流”、释放“能量流”，用“信息链”支持“指挥链”、控制“打击链”，努力提高联合作战指挥的精确计划、精确协同、精确控制、精确保障。
要切实改进领导机关工作机制，认真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抓好军队法规“立改废”工作，着力提升制度建设的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特别是要进一步规范领导机关工作行为，细化明确职责权限、具体标准和工作程序，把依靠会议、文件、讲话指导工作和依靠突击式、运动式推进工作，转到按职责、按层级、按程序办事上来，通过改革提高工作效率和组织效能，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五多”问题，真正建立起高效顺畅的工作运行机制。
（《解放军报》2016年02月14日 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