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一种高贵的品格

来源:解放军报作者:陈永华责任编辑:康哲
2015-11-03 16:12

我认为,“讲真话”不仅是有血性的基本底色,更是层次更高、内涵丰富的一种高贵品格。

长期的和平环境,军营一度出现这样的现象:“说假话的不脸红,听假话的也当真;真的演练像演戏,假的战果报‘政绩’;网上假名说真话,人前真名讲虚言”。有个网络词——“毁三观”出现频率挺高,看之令人心痛。

进入新时期,找回失守的阵地,擂响强军的战鼓,成为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正纲肃纪、铲除积弊的攻坚战役悄然打响……强军目标注入官兵的心田,融入奔腾的血液,无数官兵把渴望打胜仗写入血与火的练兵场,用责任担当演绎着新的壮举。

话剧《兵者,国之大事》,就是剑指军队在治军观念中的矛盾弊端、向虚假陋习宣战的精品力作。该剧主人公杨天放在亲情、友情、私情和家国之情的漩涡中,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敢于担当的质朴情怀,在一次重大演习中,面对领导授意,他敢于突破“潜规则”藩篱,大胆挑破“演习就像演戏”顽疾,不怕得罪上级,宁愿让自己的战友在对抗演习中失败而失去升迁机会,也要坚持在演习中实施“真刀真枪”的演练。杨天放把个人利益抛在一边,成为了新时代“滚雷区”“堵枪眼”的英雄。这个有着真实原形“讲真话”的壮美故事,令我提气、震撼、敬仰和深思……这是一种大胸怀,一种真性情,一种赤子心,它的本质内涵已超越了血性。

《孙子兵法·计篇》中描述了理想带兵人所需要的5种素质:智、信、仁、勇、严。军官不仅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士兵从纯粹的单兵战斗来看,切实需具备“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阳刚血性,这样打赢的把握会更大些。但作为带兵人特别是高层指挥人员来讲,敢于直言谏诤,提出正确的意见建议,其智慧的军事价值远高于单纯的勇敢。

讲真话,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严格按照客观事实思考或办事。随便问一个人,说“讲真话”是我们做人做事的底线和基本道德准则时,我坚信大家都会认同。但当讲真话从一个看似普通的话题上升到与人生、荣誉、前途等密切相关的大事后,就出现了“讲真话难、难听真话”的尴尬局面。 

探寻“讲真话难”的缘由,无外乎有风险“不敢说”,怕得罪领导给“小鞋穿”,铸成无谓流血的历史悲凉;有私心“不愿说”,怕影响团结丢选票,说白了就是得罪人的事“不愿干”,畏首畏尾地扮演“老好人”角色;有顾虑“不会说”,怕说错话丢面子“减分”,有的人平时学习“充电”不够,富了“口袋”穷了“脑袋”,作风漂浮虚假,只有以虚话、假话、套话、大话来填充掩盖。

探寻“难听真话”根源,在于有的领导“老虎屁股摸不得”,闻过则跳,喜欢听奉承恭维之词,听不得不同意见,缺乏讲真话的环境氛围、政治生态和制度保障。

我们有一百个理由阐述:敢讲真话,能感召人、启发人,形成导向力,影响决策力,可以视作忠诚勇敢担当的最低要求。也能找出上万个讲假话的危害:诸如“烽火戏诸侯”误国、秦桧谗言害死岳飞遗臭万年等,但人们在感慨之余,总希望别人说真话,但自己却不一定想说、能说真话。因为心中大爱敢讲真话的人,以大无畏勇气讲了实情,但现实却很无情。

原南京军事学院战史教授会主任蔡铁根,1958年反对教条主义时,致信中央:“军队建设决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标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军队训练教育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战争有权改变一切。”他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最终得以平反。

不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血与火中砺血性,硝烟背后铸忠诚。直至今日,他这一英雄行为仍似一座“讲真话”的精神地标,深深镌刻在军队发展的历史丰碑上,成为一代代官兵人格构建的参照坐标。

国学大师季羡林给予我们的人生寄语只有一个字:真。对亲人,要付真爱;对朋友,要付出真义;对工作,要施以真心;对人生,要甘洒真情。以真示人,除去虚假的遮掩,才能换来他人的热心肠和真性情。

讲真话连着真诚、忠诚、坦诚;敢讲真话彰显勇气、正气、锐气。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真的是一种福气和造化。我想说的是,坚守本色不易,你可以说错话,但不要说颠倒黑白的话;你可以说没有水平的话,但不要说自欺欺人的空话、套话、假话。

如同农民种庄稼需要阳光水分一样,敢讲真话也需要氛围环境。只有在爱听真话、能听真话的领导者面前,部属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意讲真话。 

镜鉴历史,我们不难得出:人类思想、情感的交流绝对离不开说真话、传达真实的信息。“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实现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决不在于有多少豪言壮语,关键在于如何广开言路,真正兴利除弊,使“讲真话”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从而真正汇聚兵意,激扬思想,迸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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