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讲真话”不仅是有血性的基本底色，更是层次更高、内涵丰富的一种高贵品格。
长期的和平环境，军营一度出现这样的现象：“说假话的不脸红，听假话的也当真；真的演练像演戏，假的战果报‘政绩’；网上假名说真话，人前真名讲虚言”。有个网络词——“毁三观”出现频率挺高，看之令人心痛。
进入新时期，找回失守的阵地，擂响强军的战鼓，成为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正纲肃纪、铲除积弊的攻坚战役悄然打响……强军目标注入官兵的心田，融入奔腾的血液，无数官兵把渴望打胜仗写入血与火的练兵场，用责任担当演绎着新的壮举。
话剧《兵者，国之大事》，就是剑指军队在治军观念中的矛盾弊端、向虚假陋习宣战的精品力作。该剧主人公杨天放在亲情、友情、私情和家国之情的漩涡中，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敢于担当的质朴情怀，在一次重大演习中，面对领导授意，他敢于突破“潜规则”藩篱，大胆挑破“演习就像演戏”顽疾，不怕得罪上级，宁愿让自己的战友在对抗演习中失败而失去升迁机会，也要坚持在演习中实施“真刀真枪”的演练。杨天放把个人利益抛在一边，成为了新时代“滚雷区”“堵枪眼”的英雄。这个有着真实原形“讲真话”的壮美故事，令我提气、震撼、敬仰和深思……这是一种大胸怀，一种真性情，一种赤子心，它的本质内涵已超越了血性。
《孙子兵法·计篇》中描述了理想带兵人所需要的5种素质：智、信、仁、勇、严。军官不仅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士兵从纯粹的单兵战斗来看，切实需具备“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阳刚血性，这样打赢的把握会更大些。但作为带兵人特别是高层指挥人员来讲，敢于直言谏诤，提出正确的意见建议，其智慧的军事价值远高于单纯的勇敢。
讲真话，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严格按照客观事实思考或办事。随便问一个人，说“讲真话”是我们做人做事的底线和基本道德准则时，我坚信大家都会认同。但当讲真话从一个看似普通的话题上升到与人生、荣誉、前途等密切相关的大事后，就出现了“讲真话难、难听真话”的尴尬局面。
探寻“讲真话难”的缘由，无外乎有风险“不敢说”，怕得罪领导给“小鞋穿”，铸成无谓流血的历史悲凉；有私心“不愿说”，怕影响团结丢选票，说白了就是得罪人的事“不愿干”，畏首畏尾地扮演“老好人”角色；有顾虑“不会说”，怕说错话丢面子“减分”，有的人平时学习“充电”不够，富了“口袋”穷了“脑袋”，作风漂浮虚假，只有以虚话、假话、套话、大话来填充掩盖。
探寻“难听真话”根源，在于有的领导“老虎屁股摸不得”，闻过则跳，喜欢听奉承恭维之词，听不得不同意见，缺乏讲真话的环境氛围、政治生态和制度保障。
我们有一百个理由阐述：敢讲真话，能感召人、启发人，形成导向力，影响决策力，可以视作忠诚勇敢担当的最低要求。也能找出上万个讲假话的危害：诸如“烽火戏诸侯”误国、秦桧谗言害死岳飞遗臭万年等，但人们在感慨之余，总希望别人说真话，但自己却不一定想说、能说真话。因为心中大爱敢讲真话的人，以大无畏勇气讲了实情，但现实却很无情。
原南京军事学院战史教授会主任蔡铁根，1958年反对教条主义时，致信中央：“军队建设决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标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军队训练教育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战争有权改变一切。”他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最终得以平反。
不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血与火中砺血性，硝烟背后铸忠诚。直至今日，他这一英雄行为仍似一座“讲真话”的精神地标，深深镌刻在军队发展的历史丰碑上，成为一代代官兵人格构建的参照坐标。
国学大师季羡林给予我们的人生寄语只有一个字：真。对亲人，要付真爱；对朋友，要付出真义；对工作，要施以真心；对人生，要甘洒真情。以真示人，除去虚假的遮掩，才能换来他人的热心肠和真性情。
讲真话连着真诚、忠诚、坦诚；敢讲真话彰显勇气、正气、锐气。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真的是一种福气和造化。我想说的是，坚守本色不易，你可以说错话，但不要说颠倒黑白的话；你可以说没有水平的话，但不要说自欺欺人的空话、套话、假话。
如同农民种庄稼需要阳光水分一样，敢讲真话也需要氛围环境。只有在爱听真话、能听真话的领导者面前，部属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意讲真话。
镜鉴历史，我们不难得出：人类思想、情感的交流绝对离不开说真话、传达真实的信息。“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实现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决不在于有多少豪言壮语，关键在于如何广开言路，真正兴利除弊，使“讲真话”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从而真正汇聚兵意，激扬思想，迸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