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李熙玉：您的研究引发了有关中国模式的很多讨论。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到中国模式是否可以持续，以及是否可以普遍适用等等，学者们提出了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在韩国，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也一直在进行当中。不知您对中国模式持何种见解？
张维为：我想中国模式指的就是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做法、思路和制度安排。无疑，中国今天的巨大成功，背后是中国模式。这个模式是在国际竞争中形成的，所以我认为它的生命力非常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的开放，中国愿意汲取别人的一切长处，但绝不失去自我。这是一个能够与时俱进的模式，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模式。
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普遍适用的模式，西方认为它那个模式是普遍适用的，到处推动“颜色革命”，但看一看乌克兰“颜色革命”带来的内战，看一看“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看一看西方自己也陷入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西方模式怎么可能是普遍适用的？
中国模式当然也不是普遍适用的，但一个模式真的成功了，别人会来向你学习。今天中国周边的多数国家，从俄罗斯到中亚国家到印度到越南，都在借鉴中国的经验，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非洲和拉美。但中国不会像西方那样到处推销自己的模式。所谓普遍适用的模式，基本上是西方一神教思维的产物。福山先生的“历史终结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当然也根本站不住脚。关于这一点，我在上海和福山先生辩论过，我的观点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探索自己的发展之道，它可以借鉴其他模式中的有益成分，但照搬别人的模式必然失败，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模式，像其他模式一样，有自己的问题和缺陷，但它能够与时俱进、自我完善，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它纠正问题的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得多。
李熙玉：对于“中国性”（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ｓｓ）的讨论，西方多数人持否定评价，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从研究角度来看很难把它科学化。正是因为对于究竟哪些东西可以称为“中国的”这一问题的答案模糊不清，才存在或引发了各种误会。不知可用何种方式对“中国性（中国的）”进行评价？
张维为：否定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的学者，大都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特别是战后在美国形成的政治学的影响。我对这一类政治学理论的评价很低，其重要原因是基于这种学理对中国所做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与其说是科学化，不如说是伪科学化。
研究政治的人一定要“接地气”，一定要了解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特点，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自己的传统形成有数千年，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才数百年。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好朝代持续的时间比整个美国历史都长，用西方几百年的经验来诠释有数千年不间断历史的中国，确实很难。这就是我从西方政治学者老是误判中国后得出的简单结论。
我和我的同事正在进行解构西方话语的工作，破除对西方社会科学所谓“科学性”的迷思，这正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性”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国自己的特性，这是一个常识判断，学术上也可以说得清清楚楚，不会引起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