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张维为教授与韩国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教授于２０１４年底在韩国首都首尔，就中国政治和民主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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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熙玉：听说您是时隔很久之后再次访问韩国，不知您感受如何？
张维为：２０多年前我曾访问过韩国，这次再到韩国，再来首尔，感到很亲切。首尔与２０多年前相比变化很大。我感到韩国学者和公众了解中国的愿望很强，我接触到的韩国民众都很友好。
李熙玉：看您过去的经历时，发现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比如您曾为中国领导人做翻译，又比如在欧洲的日内瓦等地从事多年的研究教学活动后重新回到中国定居等。这些经历可谓不同寻常，十分引人注目。过去您为中国政治领导人做翻译时，不知是否经历过有趣的轶事或有过比较特别的感受？另外，不知可否请您谈一谈在欧洲活动多年后决定重回中国的背景？
张维为：我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给中国领导人做英文翻译的，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因为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也是中国面临许多困难的时候。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展现了罕见的远见、勇气和智慧，为今天中国的腾飞奠定了基础。我可以算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当时中国领导人会见外国客人，谈的话题大都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我后来到欧洲留学、做研究，重点也放在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
过去这３０多年，对中国的预测有悲观的，也有乐观的。有意思的是，悲观的几乎都错了，乐观的几乎都对了。我属于乐观的，这可能也是受到了邓小平的影响。他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总是看到机遇。当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很多人都觉得中国也不行了，但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机会来了。他认为很多人没有看清这一点，所以苏联解体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在“南方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抓住机会”，“要改革开放”。邓小平对“大势”把握得非常之准，也善于营造和推动“大势”，“大势”一旦形成，就势不可挡。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我判断中国和世界事务也是看“大势”，所以过去２０来年我对中国的预测也比较靠谱。我虽然在欧洲生活多年，但每年都回国多次，到许多地方实地考察中国的发展，中国发展的势头和规模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只能用“激动人心”四个字来形容。我一直看好中国，看好上海，并早就考虑回上海定居，我的作品在国内也有大量读者，所以我回国定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回家的感觉非常之好。当然，我在欧洲生活得也很好，只是回到故土，感觉更好。
李熙玉：您的书在中国国内极为畅销。韩国的中国研究者也主要是通过您那些书来了解您的研究情况。《中国震撼》与《中国触动》以及最近出版的《中国超越》似乎可以视为系列丛书。不知您执笔写作这一系列丛书的背景是怎样的？
张维为：中国古人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过去２０多年，我走访了１００多个国家，自然有很多感受和思考。我关心的是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观察和研究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一路走来，我的确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思，有所悟，亲眼目睹了不同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亲身感受到了中国迅速发展给世界带来的触动乃至震撼。
我把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付诸于笔端，不回避任何尖锐的问题，结果一发而不可收，先是写了《中国触动》和《中国震撼》。《中国震撼》所受的欢迎程度出乎我的预料。有人甚至说，《中国震撼》震撼了中国，这应是夸张之语，但我知道这本书确实影响了不少人。２０１４年我又出版了《中国超越》，主要探讨中国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和美国模式的超越，包括经济总量、百姓财富、政治制度和政治话语等方面的超越。这本书出版后也很受欢迎。
这三本书构成了我的“中国三部曲”，其中《中国震撼》已经有了英文版和日本版，韩文版不久也将出版，希望韩国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更好地了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