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人性分析取代科学分析。
欲将价值性知识包装为真理性知识，就必须借助于学术论证。学术论证的方法很多，但是要将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包装成真理性知识，靠科学的分析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只好求助于人性分析。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性分析特别是人性假设，并不是毫无价值的，相反，它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很管用的方法。比如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之初，性本善”，就是一种人性假设，由此出发可以得出一套道德教化的理论与方法。再比如，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往往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即认为人的行为在于追求本身的最大利益，工作的动机是为获得劳动报酬，由此出发形成了一套西方经济学或管理学理论。但是，对于人性，由于所持立场和方法的不同，所作出的假设往往也不相同。如中国古代有“人性善”（孟子）的假设，也有“人性恶”（荀子）的假设，还有“人性无所谓善恶”（郜子）的观点。在西方，则既有“经济人”假设，亦有“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诸多假设。而不同的假设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无论是中国的人性假设，还是西方的人性假设，都有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并因而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从人性入手来论证“普世价值”的存在，同样是一个十分“好用”的方法。为了给“普世价值”奠定学术基础，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进行共同人性的设定，即在人性中努力寻求共通性的东西。在一些人看来，如果人性的共同点越多，则“普世价值”就越能站得住脚。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人性进行不同的分类，如人性可分为自然性和社会性；也可分为抽象人性和具体人性。在各种各样的论证中，我们发现，在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中，“普世价值”论者一般喜欢从人的自然性出发去寻求人性的“共通性”。就人的自然性而言，不管是哪国人，共通性必然很多，如人都离不开空气、阳光和水，人都要吃饭、睡觉和运动，父母一般都会爱自己的子女，子女也会爱自己的父母，“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等等。在抽象人性和具体人性中，“普世价值”论者一般都会从抽象的人性中去寻求共通性，因为越是抽象，离现实生活就越远，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就越少，就越容易寻求所谓的“共通性”。比如萨特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因而进行自由自主的选择是人的基本权利”，就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观，因为这里的人，是脱离了一切社会关系的人，根本不考虑他处于哪个国家，也不考虑他处于哪个时代。再比如西方启蒙时代提出的“天赋人权”，其中的“天”是什么？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既然如此，由“天”所赋予的“人权”必然也是抽象的，如西方有人认为，人都是造物主创造的，任何人，不论肤色、性别、国籍，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需要毫无二致；人对人权的需要，犹如生命需要水、空气和阳光一样的普遍和绝对；等等。
然而，无论是从人的自然性还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所得出的“普世价值”并成不了真正的普遍真理。因为在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之间，人的真正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其价值追求不是其自然性的反映，而是其社会性的表现，因而此种共性一旦具体化，就会出现差异甚至对立。比如孟子所云“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是非、恭敬之心，一旦落实到具体人、具体场景，就不那么统一了。什么是可怜、什么人值得可怜、什么人能够去可怜等等，在存在着阶级利益对立的社会，根本无法统一。而至于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毛泽东也曾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因此，从抽象人性出发，根本不可能得出普遍真理；而如果从具体人性出发，又肯定得不出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
正因为“普世价值”并非普遍真理，因而西方自己都怀疑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普世价值”的“合法性”。如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与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所长博尼法斯在《全球地图册》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有人质疑韦德里纳是否“过于偏激”地放弃了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他回答说：“我一直坚信和捍卫这些价值，但我不无伤感地告诉您，西方世界10亿人口在全球60亿人口中占少数，我们认定的‘普世价值’未必真的就是‘普世’的，现在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价值观。”
二
“普世价值”思潮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包装自己？主要就是为了掩盖其特殊的政治目的。
1.消解他国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在国际斗争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意识形态不仅决定于其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设，而且对政治、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直接关系着人心的向背、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兴衰、政权的得失、国家的安危。无论是要维护或破坏一种社会制度，还是要巩固或推翻一个政权，都必须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深谙意识形态之道，因而在冷战期间将意识形态战略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53年，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首次提出“和平演变”的概念。和平演变战略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之一就是“攻心”战略，即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诱导、催化。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提出，应该制订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样力挺“普世价值”。虽然他曾说，美国不能把它的价值强加给别国，但他又多次表示，“民主、法治、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是“普世价值”。而且，“这些价值至关重要，即便是在艰难时刻”。
为了顺利推销自己的价值观，西方国家惯用的手法就是抬高自己的价值观，贬低和消解他人的价值观。一方面，“自由、民主、人权”不仅被他们视为“普世”、“至上”的真理，而且被他们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方”。他们努力掩盖自身在“自由、民主、人权”方面的丑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自由、民主、人权”卫士。另一方面，着力矮化、丑化，甚至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乌托邦”，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极权主义”，认为“苏联的极权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展以及斯大林的偏执狂是冷战产生的根源”。当苏联解体时，西方有学者立即宣称，“共产主义失败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然而，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当年，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十分坚定地表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们不顾现实，粗暴地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给马克思主义扣上“教条”、“僵化”、“独裁”、“专制”等种种帽子，指责中国搞社会主义是“离开甚至背离了人类近代文明的主流”，同时，他们还把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归因于“普世价值”，认为“解放思想的核心目标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改革开放是向资本主义的“价值回归”，“以人为本”是“普世价值”的重要体现，等等。除此之外，他们大力推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制造价值观混乱，企图达到即使你不信仰“普世价值”，也要使你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最低目标。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想以“所谓人类文明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就是“普世价值”为幌子，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获得一种“至上性”和“主导性”的地位，最终将马克思主义驱逐出当代中国的话语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