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是在西方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反映着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志，是为西方国家称霸全球服务的一套价值观念。
一
西方这样一套价值观念是如何变成一些人所推崇的“普世价值”的呢？
1.以“普世标准”掩盖多元标准。
价值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有多少个国家，对自由、民主、人权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理解，甚至一个民族国家内的政治价值标准都不可能完全统一，如南方和北方、西部和东部都会产生差别。
我们先来看一看大讲特讲“普世价值”的美国吧。
如果纵向来看，也即从历史来看，其价值标准肯定是多元的，也就是说，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美国今天所持的自由、民主、人权与历史上所持的自由、民主、人权标准也不一样。如美国历史上曾允许黑奴制的存在。从1619年首批黑人来到弗吉尼亚，到1861年9月林肯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美国的黑奴制的存在时间长达170年。再如美国妇女的选举权，从1839年争取妇女投票权开始，到1869年怀俄明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允许妇女投票的州，再到1920年8月26日一份赋予美国妇女投票权利的宣言的签订，历时81年。
如果横向地看，也即对美国不同的州进行比较，各个州所持的自由、民主、人权标准很难统一。比如死刑，到目前为止，美国50个州中有23个州已废除了死刑。但是与此同时，美国还有23个州允许处死不到18岁的犯罪少年。再比如美国的税收，各个州的地税率有很大差别，甚至相邻的两个镇、两个村的税率都有差别，此外，还有5个州免税，新泽西则是部分地区免税。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历时性还是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多元的。
可是，美国为什么要搞一套所谓的“普世价值”呢？这是因为，如果承认政治价值标准的多元化，美国就没有干预其他国家的“合法性”理由。它只有将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抽象化，上升为一种所谓“普世”标准，如果谁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它就可以祭起“人权”大旗，横加干涉。
其实，美国虽然将自己的价值观上升到“普世价值”，但其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可克服和难以掩盖的弱点和漏洞。一是美国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等都是一步步实现的，那么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有何理由要求他们现在就一定要采取这种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呢？二是美国说自己坚持的是“普世价值”、“普世”标准，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自己的国家利益，怎么保证其对待所有国家是一样的标准？比如，在面对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政治动荡时，美国对利比亚、叙利亚和对巴林、也门采取的政策就是自相矛盾的。三是把所谓的“普世价值”强加于其他民族、国家头上的同时，自己能做到这些吗？如果连自己都做不到，有什么理由要求其他国家做到呢？比如，美国一向标榜自己是最自由的国家，但是，斯诺登事件使其所谓的“自由”昭然若揭。这表明，美国的自由并不一定比其他国家做得好，只是它科技比较发达，已经不需要或较少需要采取一些传统的手段，如空间上的限制、身体上的限制，等等。美国虽然在空间上、身体上对人的管制少了，但对内对外的监控更广更深，对本国和他国公民自由的伤害也更大、更厉害。
2.将价值性知识包装为真理性知识。
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明明是价值标准，而价值标准一定是多元的，那么怎样才能将多元价值标准转化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呢？这就必须将“价值性知识”包装为“真理性知识”。
我们知道，价值与真理都是反映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范畴。但不同的是，价值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原则侧重于客体性，表明人的活动中的客观制约性；价值原则侧重于主体性，主要表明人的活动中的目的性。
在现实生活中，价值与真理的关系十分复杂。同一样东西对于有些人是有价值的，对其他人不一定有价值；而真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其价值，它都是真理。因此，我们一般不能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强加于他人，但有权利也有义务让他人认识真理。比方说香烟，对于抽烟者来说是有一定价值的，如可以提神、打发时间等等；对于不抽烟的人则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负价值。而不管你抽烟不抽烟，“吸烟危害身体健康”都是一条真理，这一点早已为科学所证明。因此，抽烟的人绝没有权利强迫不喜欢抽烟的人抽烟，否则就是反真理、反科学的；不抽烟的人则有权利要求吸烟者在公共场合禁止吸烟（如果不是公共场合，又另当别论），因为这是与真理、科学相符的。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香烟有害健康，所以不可以强制他人。但对身体无害甚至有益的东西，是不是就可以强制他人呢？比如说，某种东西营养价值很高，但是你能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吃这种东西吗？……
很显然，持“普世价值论”的人是深谙这一哲学道理的。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本都是一种价值性认识，根本没有权利强加于人。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就将自由、民主、人权等包装为“真理”，为的就是使这种价值获得一种普遍性。有了这种包装，对外推销起来就更为容易。这是因为，既然是“普遍真理”，对于推销者而言，即使采取强迫甚至暴力手段，也不会有失道义，至多只是方法问题；对于推销对象而言，如果你不接受“普世价值”,就等于不接受真理（而且是“普遍真理”！），就等于承认自己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老顽固。
从实际来看，这一手法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普世价值”为美国发起对外战争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据统计，二战后美国发起的对外战争有数十次（占了二战后世界总战争数的98%），数百万人死于美军的炸弹下。这些战争大多打着维护“人权”等旗号，不仅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还得到被入侵国的反政府力量的拥护，有时还会得到被入侵国家部分普通民众的肯定。但是,这种“合法性”是一种真理意义上的合法性吗？肯定不是，这种合法性后面包裹的实际上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二是“普世价值”在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就在前几年，我国国内进行“普世价值”争论的时候，如果有学者批驳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揭示“普世价值”的实质，马上就有人指责文章的作者“连民主都不要了”。言下之意，就是说文章的作者连“普遍真理”都不要了。从理论上讲，存在着抽象意义上的“民主”概念，但我们在实践中所选择的一定是具体的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或其他性质的民主。正如在我们的头脑中一定存在着抽象的“苹果”概念，但在生活中，当我们拿起一只苹果来吃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具体的苹果，即一个有特定产地、特定颜色、特定大小、特定口味的苹果。但是，宣扬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人总是力图回避价值的具体性，以期获得一种所谓“普遍真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