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安全议题“高温不退”
从2010年至今，海上争端一直是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主要来源，一方面是当事国之间围绕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不断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是以海上问题为“抓手”，美国借用军事同盟力量对亚太地区安全事务深度介入，使争议更加复杂化。故而，如何处理海上争端已经成为地区安全秩序重构的核心问题。
2014年，钓鱼岛问题保持适度紧张的常态，南海问题则高潮不断，主要特征是：第一，菲律宾和越南仍然是主要挑衅方。菲律宾在半月礁抓捕中国渔民，中菲在仁爱礁出现多次摩擦，越南对中国钻井平台的强力冲击以及在争议海域的油气勘探活动。第二，法理斗争与谈判是重点。一方面，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仍然在推进当中，中建南事件后，越南提交国际仲裁的倾向也明显加强。第三，争端方之间出现“政冷经热”现象，中菲、中越在矛盾激化的同时，双边贸易额和投资不降反升。第四，中国的南海政策发生显著变化，主动调控力度加大。
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加强，并且立场趋同。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多次公开批评中国，表示将解除对越南致命性武器的禁运，以加强越南海上防卫力量。同时，加强协调同盟与伙伴关系的立场，2014年8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访美期间，美澳双方再次确认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一致态度和主张。美国和印度在联合声明中也首次提到南海问题，两国表示要维护海上航行自由、印度对南海争议必须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的立场予以支持。故而，海上争端既是美国巩固与扩充亚太军事存在的关键抓手，也是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日本紧随美国步伐。首先，日本谴责中国以“高压”态势在东海、南海等海空域扩大活动，反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其次，日本强调高效、战略运用政府开发援助，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海上能力建设。
海上安全议题出现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各方关于危机预防与管控的对话与合作在增加。4月，包括中美日等21个国家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11月，中美在首脑会晤期间签署了有关军事安全的两个备忘录，同月，第十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主席声明宣布，《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取得早期收获等。
上述措施表明，随着海洋议题在周边外交和地区安全中的权重不断增加，旧的海洋秩序已经难以适应现实需要，在冲突与对话中，地区各国不断制定新的规则、制度，最终构建新的海洋秩序已是大势所趋，而中国应该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当然，如何处理好美国主导的旧的海洋秩序，是对中国外交智慧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