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催生古田会议精神中的“非凡”作用
这时候——就在红四军八大召开之后、古田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走入其中。我们今天讲周恩来的非凡作用，为什么用“非凡”两个字?是因为回看那段历史，周恩来真是不简单。在历史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一定不要忽视了周恩来的军事地位，因为，最早“摸到枪杆子”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就组织、筹建了中共第一支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来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著名的叶挺独立团。毛泽东后来评价说：“中国共产党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的。”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接触军事、最早组织“抓枪杆子”的。而且，周恩来还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军事部长(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更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我们今天常说，为什么周恩来在认识和处理军事问题的时候，眼光独到、措施老辣?这与周恩来多年的军事实践紧密相关。
讲到周恩来的非凡作用，就不能不提他与陈毅、朱德之间的关系。周恩来与陈毅是老朋友，两人早年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南昌起义时，陈毅的职务还是周恩来委派的。陈毅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党内存在的矛盾时，提出过两点建议：第一，中央如能另行委派，朱、毛都可离开;第二，如不能委派，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因军长无人替代。毛先走可减少矛盾。
而周恩来与朱德的关系更不一般。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2年，周恩来在德国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又是朱德的直接领导者，两人关系十分亲近。而且，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曾激烈反对自己亲自起草的中央“二月来信”。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对毛泽东并不太了解，彼此也没有深入接触过，而与陈毅、朱德却交情弥深。
在这样的情况下，试问如果你是当年的周恩来，该作何处理?
今天来看，真可以用“非凡”二字来形容周恩来当时的决策。对朱、毛之争，周恩来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在处理朱、毛分歧的时候不是采取“改组”、更换领导人的方式，而是一再强调要支持红四军前委的领导，要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威信。周恩来讲，关于集权与分权的争论，朱德和陈毅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军队只有集权，才能行动敏捷、步调一致、便于行军作战。他还批评陈毅：“去年湘南的溃败，就是你们不集权，光让群众讨论。第29团都是湘南部队，要到湘南，说去就去了，结果全部溃散。作战必须集权，你们是不对的。”
所以说，周恩来的历史地位和决策威信之所以高，是因为其思想与言行早已超越了个人情感、个人恩怨和个人利益，是在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建立起来的，充分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后来，在妥善处理红四军党内矛盾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央“九月来信”，也是周恩来多次与陈毅谈话、做工作的结果，最终把陈毅的思想转了过来。周恩来还特别赞成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大权要集中在前委，前委通过军委(司令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府工作，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还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的做法。周恩来说，“虽然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时人事关系紧张了点，但大政方针是对的，而且创造出了不仅属于闽西，更属于全国的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宝贵经验”。这是当时周恩来对毛泽东的高度肯定。最终，陈毅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了中央“九月来信”。
周恩来还在比较了朱德、陈毅和毛泽东各自的情况后说，“一个党、一支军队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红四军中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还专门嘱咐陈毅，回去后一定要请毛泽东复职。要知道，当时的周恩来，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能力很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就是周恩来、李立三，而周恩来的态度基本上就代表了中央的态度。
1929年9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10月，陈毅返回红四军，于10月22日以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传达中央“九月来信”指示精神及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意见，并决定请毛泽东复职。此时，距古田会议召开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当时，担任二纵队司令员的刘安恭，在一次战斗中被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了。刘安恭这个人虽有错误、有缺点，但客观地说，他也是个全心全意干革命的人，只是他始终觉得他那套是对的。
1929年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将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上了自己的一封信。陈毅在信中写道：“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心意，我们两个人都要求你回来。”
毛泽东后来回到了红四军，回到了长汀，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自此，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