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上说，当时的刘安恭，在朱、毛之间的分歧问题上起到了负面“催化剂”的作用，使得一场党内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
当时，有两个情况很反常：一是，1929年5月23日，朱德、刘安恭两人联手上报给中央的红军第四军报告，两人签字后就直接送上去了。本来，红四军的报告都是朱、毛会签后呈送的，可刘安恭来后取代了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当然也是毛泽东让给他的)，所以，军长朱德、政治部主任刘安恭签字后报告就送上去了。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连签字的权力都没有了;二是，毛泽东后来专门给中央写了个报告，署名“前委书记毛泽东”。以前，红四军的报告从不这样署名，都署名是“前委”。他在报告中说，党内目前出现了一些毛病，正在“改进中”。当然，这个“改进中”并不像毛泽东最初想象的那样乐观，其实已经有点失控的态势。
从后来的一个历史细节中也可以看出。1929年6月18日，红四军在龙岩小池召开作战会议研究部署“三打龙岩”，会议竟然没通知毛泽东参加，只通知了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由此可见，刘安恭来了以后，文件不让毛泽东联署了，开会不让毛泽东参加了，这种组织隔离的措施必然使毛泽东产生“枪要指挥党”的危机感，直接导致党内的斗争进一步升温。本来，大家都认为刘安恭到红四军后能够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结果刘安恭来后却让事态变得更为复杂了。
“温度”挑上去了，随后就召开了湖雷会议。1929年5月底，湖雷会议就“党的工作范围”进行了激烈争论，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的范围?焦点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宽了、权力过于集中?是否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工作?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无家长制倾向?这些问题都直指毛泽东。湖雷会议成为红四军内部矛盾的爆发点。
湖雷会议结束几天后，刘安恭作为临时军委书记主持召开临时军委会议，会议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提出了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的请求。这就意味着，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只能参与讨论行动问题，其他事项你没有决策权。
湖雷会议上要求限制前委权力的意见，不是少数人的意见，而是得到了多数人附和的。毛泽东只获得了林彪、谭震林、江华、蔡协民等少数人的支持，当时连参加秋收起义的许多干部也没有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处境空前困难，非常孤立。
湖雷会议导致了双方摊牌的白砂会议。毛泽东看到湖雷会议上出现了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下级规定上级的工作范围。刘安恭作为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反而规定毛泽东担任书记的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这种下级党委擅自决定、限制上级党委职权的不正常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实在不能继续搞下去了。白砂会议便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
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则坚持一定要保留临时军委。会议最后表决，以36票对5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临时军委被取消了，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职务自然也被免去。但临时军委被取消以后，刘安恭仍在到处活动、“穿针引线”，还是坚持他那老一套。所以，此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其范围也越来越大，一些纵队和下面的团都已经在讨论此问题了。
毛泽东后来干脆提出辞职。他认为，担任前委书记既不能放手工作又必须承担责任，陷入了“不生不死”的尴尬状态，所以请求立即撤换前委书记，让他离开红四军去苏联学习兼休息。我个人以为，当时的毛泽东，有70%是真不想干了，另外30%，或许是他真想去苏联学习、见识一下。当时，那些去苏联学习过或是与苏联领导人有过接触的人，回国后都成了党内权威。比如，项英回国时身上就别了一把斯大林赠送的手枪，他讲话的权威性也随之提高;张国焘同列宁单独谈过话，由此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权威。中共当时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毛泽东从来没有去过苏联，或许他真想去苏联学习、“取经”，顺便看一看这些从苏联归来的人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毛泽东辞职后，陈毅被推选出来，接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后来，当毛泽东辞职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他自己都没想到，林彪当天晚上就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林彪在信中写道：“现在四军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是在群众中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为一种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地攻击别的同志。”林彪又写道：“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的现象。”林彪最后写道：“你今天提出的像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
毛泽东一直想改造南昌起义的部队，因为南昌起义的部队是红军战斗力的核心，应当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毛泽东曾寄希望于陈毅，想通过陈毅掌管这支部队，结果没有实现。后又寄希望于刘安恭，也没有实现。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是林彪。林彪当时任第28团团长、一纵队司令员，也就是说，红四军中的南昌起义部队完全是由林彪掌握的。而林彪的支持，对毛泽东最终奠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毛泽东认识林彪是在井冈山会师之后，在茨坪的会议上，21岁的林彪发言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意见，认为敌人来进攻时红军应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敌人撤走或被消灭后，红军就地分散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林彪当时的发言极富特色，概括力和感染力非常强，提出“红军就是要同群众一起红”，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正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毛泽东当时就问：“这是哪个?”陈毅告之是第28团一营营长林彪，“树林子里的三只虎”。毛泽东自此认识了林彪。
毛泽东接到林彪来信的当晚非常兴奋，立即给林彪回了封信，全文共6700多字。毛泽东说：“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作斗争。”
毛泽东给林彪回信的第2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封信。因为毛泽东接到林彪的信后，把林彪的信公布在红四军《前委通讯》上，全体官兵都看到了，且林彪在信中指责朱德的一些言辞很尖锐。但朱德给林彪的信中并没有公开反对林彪的观点，只是不同意林彪信中透露的过于悲观的情绪。最后，两封信都刊登在《前委通讯》第三期上，这就等于将朱、毛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一时间，上上下下议论纷纷、沸沸扬扬。
据接替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描述，当时，朱、毛“不能有一朝之慨”，说明他们之间的矛盾确实非常尖锐。而后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但这次会议不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使矛盾进一步扩大化了。
据当时主持红四军七大的陈毅回忆，他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各打五十大板”。毛泽东也批，朱德也批，刘安恭也批，凡是参与争论的当事人，他全批。当然，批的分量不一样。陈毅批毛泽东最多，列了“七条错误”，包括个人专权、家长制……批朱德只有两条，相对比较缓和。最后，会议代表对毛泽东、朱德二人提出的意见很多，结论是：此次争论，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泽东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之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建议对朱、毛都给予处分。会议最后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毛、朱二人虽然被选进前委，但在前委书记的选举中双双落选，陈毅被推选为前委书记。陈毅虽然不想当这个书记，想让给别人来当，但毕竟与会代表选了他，他也只好当了书记。
前委书记落选成为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自下而上被罢免的事件。毛泽东一生有好几次被罢免的经历：1927年，带队伍上井冈山后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在赣南会议上被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书记和红一方面军军委临时前委书记;1932年，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红军总政委职务。这几次被罢免、被撤职，都是上级的处理决定，是中央撤了他的职。唯有七大这次是自下而上的。毛泽东说：“我的力量来源于基层，我的力量来源于群众，我的力量来源于士兵，就是来源于下面，结果这次被下面颠覆了。”七大开完后，毛泽东病了，到蛟洋养病去了。
七大后，陈毅离开红四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这期间，没有了毛泽东所谓的“专断、一言堂、家长制”，红四军的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很快变成了纵队长“联席会议”。各纵队长为各纵队的观点、方向、利益，吵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凡事都进行民主讨论，无法决断更没有结果，会议开得很乱，“民主”得搞不下去了。
后来，红四军打下福建上杭，组织召开八大。朱德也觉得这样搞下去不行，会前与部分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工作。毛泽东复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面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和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陈毅主义”，后来，毛泽东也承认当时的措辞是有些过分的。但当时的毛泽东坚持要辩出个道理是非，认为陈毅在七大上列出的所谓“七条错误”，都是从个人伦理上考虑的，没有从政治原则上考虑。
此时陈毅在什么地方?在上海。陈毅正在上海向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历史和党内争论。当时担任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李立三鉴于陈毅反映的问题极为重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周恩来负责召集有关人员，专门讨论解决红四军内部矛盾和红四军发展方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