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图为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回信。
正当红军局面有所好转之时，中央的“二月来信”也到了前线。“二月来信”是中央考虑到前期毛泽东、朱德反映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极为困难的实际情况，在听取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提出的，要求朱、毛毅然脱离部队，速来中央，让红军留在原地分散打游击，因为朱、毛在一起目标太大。但中央“二月来信”到前线时已是4月份了，当时的局面已有所好转，红军已不再被动挨打了。所以，对中央“二月来信”的意见，朱、毛都表示反对。
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红四军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过于悲观，意见不切实际。朱德虽也不同意“二月来信”的观点，但认为不应批评中央。两人的意见大体是一致的，但表达的方式不同。
当时，毛泽东是下级，上海的中央是上级，毛泽东写信批评中央，就留下了后来被人指责“不服从中央领导、直接写信与中央决策对抗”的话柄。红四军中一些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此事为由，讲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大权独揽，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
应该说，中央的“二月来信”，不仅没有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扩大化了。正在矛盾扩大的时候，来了一个关键性人物刘安恭。刘安恭的到来，直接导致朱、毛之争呈现白热化。刘安恭没有来以前，朱、毛之争还只停留在口头交锋，即便在毛泽东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军委时，朱德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实质性意见。但刘安恭一来，却挑起了很多事情。
1929年5月，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又到苏联学习军事。但他的身份背景比较复杂，在苏联学习期间因为托派嫌疑被苏方遣回，中央也因此将他放到苏区工作。但苏区的同志却不知道这些，还认为是中央派来了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大员”。所以，红四军内部争论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支持。
毛泽东首先作出表示，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在前委的领导下抓军事工作，由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同时，毛泽东还将政治部主任让给刘安恭来当。这样，刘安恭不仅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还身兼政治部主任一职。
当时，政治部的权力很大，部队“打土豪、分田地”所得及一些筹款都由政治部分配，这在当时是重大的资源分配权。毛泽东主动将这个权力让给刘安恭，实际上是想争取刘安恭的支持。但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刘安恭却是支持朱德的，不仅因为他们是四川老乡又曾一同留学德国，还因为刘安恭并不认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和观点。
在一次前委会上，刘安恭说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里都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统统废除”。刘安恭的这种态度是毛泽东最为反对的，就是“言必称希腊”。毛泽东忍不住回应：“脑袋长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作，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历来主张这一点。刘安恭听了很不高兴，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你这里老改，改马克思列宁的话不行。”
本来，朱、毛之争的“温度”并不高，毛泽东处于主导，朱德虽然内心有些不同意见，但也没有激烈的动作。但刘安恭一来就挑拨：毛泽东给中央的回信是反中央的，朱德虽有不同意见但保留，是服从中央指挥的，毛泽东是不服从中央指挥的。这就一下子把朱、毛之间的斗争“温度”撩拨得更高了。
陈毅是反对刘安恭的，他和林彪都特别看不上刘安恭。陈毅后来到上海向周恩来报告时讲，以刘安恭的身份，开始大家对他还相当信任，觉得他是中央派来的特使，“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因为，在红四军中，一般同志工作日久、相处极密，彼此长短都知道，外边初来的人，至少同志们不知道他的短处，同时也没有什么成见横梗于胸中，工作就容易了。但没想到的是，刘安恭来后却激化了矛盾。陈毅说，本来就想让刘安恭当个副营长，可最后却让刘安恭当了纵队司令员，一纵队司令员是林彪，二纵队司令员就是刘安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