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报》刊载的宣传将“支部建在连上”，发挥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的漫画。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谭震林曾回忆，“假若朱德不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而井冈山上只有秋收暴动留下的这一点儿力量，将很难维持下去。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浏阳的学生、安源的矿工，战斗力很弱。部队上了井冈山，与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会师，战斗力依然很弱”。谭震林还说，“我们在井冈山时，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只好退守山上，凭险据守。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了，军官几乎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士兵清一色来自北伐‘铁军’，井冈山由此战斗力大增”。这就是朱、毛会师之后，在第28团和第31团这两个重要的红军发展来源中，第28团——原南昌起义部队起到的历史性作用，同时也奠定了朱德在工农红军中的地位。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党组织有三个：第一个是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第二个是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第三个就是红四军军委，毛泽东当过书记，后来，朱德和陈毅也分别当过书记。根据1928年6月的中央来信(即“六月来信”)，指示红四军前委要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以朱德为书记，以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后来的前委、军委之争就是由此开始的。
而且，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第28团和参加过秋收起义的第31团，这两支部队在建制上有所不同。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了“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而南昌起义部队只在连一级设立了党代表。毛泽东后来就讲过，“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政府军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一个支部，故经不起考验”。毛泽东提到的“叶挺部”，就泛指南昌起义部队，当时在每个团设一个党支部。毛泽东讲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在党的领导绝对化方面，秋收起义部队是强于南昌起义部队的。
当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第28团的一些“铁军”老兵，打仗时战斗力的确很强，但他们长期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加上对打土豪、分浮财和“共产”的误解，片面地认为“你的就是我的”，战场纪律、群众纪律意识比较淡薄。当时的情况是，南昌起义的“铁军”瞧不起秋收起义的“农军”，嫌“农军”土气，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没有打过硬仗。秋收起义的“农军”也看不惯南昌起义的“铁军”，认为他们流里流气，有兵痞、军阀主义倾向，等等。南昌起义部队打胜仗多，人多枪好，但不愿意把枪支拿出来支援“农军”。秋收起义部队收入较多，财政状况较好，但也不愿意拿出来资助“铁军”。
谭震林回忆说，“当时，朱德到第31团讲话不大受欢迎，毛泽东也轻易不到第28团去讲话。现在，我们说到井冈山，首先想到的就是朱、毛胜利会师的大油画，其实，朱、毛会师后形成一体化的坚强红军力量，那是古田会议以后的事。古田会议以前，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在管理和作风上差别明显。因此，这两支部队走到一起，最初的争论和斗争是难以避免的”。
斗争的起因，由柏露会议开始。当时，会议的议题就是“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究竟是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出击赣、闽，朱、毛在会议上就争起来了。当时的大背景是：1929年1月，蒋介石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调集了8个旅约3万多兵力，给井冈山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时候，双方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坚持固守井冈山，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应采取“波浪式”发展，但一定不要放弃它;朱德则认为不行，要跳到外线打游击，放弃井冈山。朱德认为，井冈山东、西被湘江、赣江夹住，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红军应出远道打游击，光守井冈山守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