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资料图）
参考消息网3月18日报道 “以成败论英雄”向来是有些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我认为这种历史观是偏颇的，有其势利的一面。对失败者而言，只记住他们犯下的错误和失败，忘记了他们曾有过的英勇和牺牲，只看到他们失败的责任，看不见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这是不够的。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至今仍有人将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结于以丁汝昌为首的北洋海军将领，甚至指责他们是造成失败的祸首，在北洋海军主要将领身上几乎都背负有不公正的评价，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谁应负甲午战败主要责任？
评价北洋舰队将领首先应当分清战败的主次责任。甲午战争所处的年代正值清朝末年，清王朝已陷入全面危机。政治统治的腐朽没落，战略决策的消极保守，派系党伐的明争暗斗，封建军队的腐败涣散……这些才是导致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
北洋舰队成军之后，朝廷大员指手画脚者多，真正帮助扶持者少，前来校阅观摩者多，前来解决问题者少。这致使战争即将爆发时，舰队战备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毫无疑问，北洋舰队将领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实事求是地分析，许多关键问题确实不是他们能够解决的。在指责他们负有战败责任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这样一些重要事实：
事实之一：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之日，也是停止发展之时。1891年，清廷决定停购外洋船炮两年，丁汝昌十分着急，他曾上奏：“……从前所购船舰，经历多年，已成旧式，机器渐滞，运用不灵，比较外洋新式快船，速率悬异，且快炮未备，难资战守，一旦有事，恐难支拄，请及时增购船炮，以备防御。”但是他的多次建议均未被采纳。大战在即，为应对日本威胁，丁汝昌提出添置新式快炮需银61万两的最低要求，清廷仍旧拖而不办。大战之前清廷大兴土木修园，所花银两再建两支北洋舰队也绰绰有余。大战之后割地赔款图苟安，所赔银两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不禁要问，连添置几门快炮都办不成的舰队将领，何以承担战败的主要责任？
事实之二：消极防御战略贯穿北洋舰队作战的全过程，“保船制敌”、“以战为守”方针束缚着北洋舰队，但北洋舰队将领只是这一消极作战方针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仅举一例：丰岛海战前，丁汝昌对日本舰队来袭就预有判断，制定了亲率北洋舰队主力8艘战舰护航的计划，这个计划开始也得到李鸿章的认同，并授权“相机酌办”，丁汝昌据此提出了“大队到彼，倭必开仗”、“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的应对之策，但却被李鸿章训斥后取消了大队护航计划。结果丰岛海战中清舰在明显劣势下惨败。连派出多少兵力都说了不算的舰队将领，如何承担指挥不当的主要责任？
事实之三：甲午战争并非只是海战，陆上作战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陆海相辅相成，陆岸是北洋海军的依托。陆上作战，尽管广大清军官兵也有英勇作战之举，但总体上是败得快、败得惨。辽东战场，日军顺利占领辽东半岛，使北洋舰队失去了最重要的基地旅顺;山东战场，日军荣城湾登陆如入无人之境，威海港南岸各炮台一日之内全部失守，北岸炮台和卫城守军不战而弃守，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成为孤军，苦苦等待的陆上援军始终未见。甲午战争海战的失败固然影响重大，陆战的失败又何尝不是如此，陆战惨败的责任又该谁来负呢？
事实之四：刘公岛被包围后，清廷内外臣工、将领意见纷纭，有的主张舰队出击;有的主张退往烟台;有的主张水路相依，协同作战;有的主张固守威海，陆上增援;最后是哪一种决心也没定下来。结果是，港口被日联合舰队绝对优势兵力死死封住，舰队出击“出不去”;陆岸被日军全部占领，协同相依“依不上”;陆上增援清军无影无踪，坚持固守“守不住”，最终舰队只能走向覆灭。
此类事实还能列举不少，对于一场失败战争，找出其失败的原因教训固然重要，分清失败原因教训的主次则更为重要，否则不足以真正吸取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