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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明勇:甲午战败实为“文化力”之败

来源:参考消息网责任编辑:刘航2014-03-13 10:09

在甲午战争中,相对于中国的一盘散沙,日本表现出“举国一战”的决心。1894年9月,明治天皇将日军大本营迁至距离中国较近的广岛。图为当时的广岛日军大本营。(资料图)

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杨杰在《国防新论》中写道:“一个国家的强弱,是根据全国人力、物力、文化力的总和来决定。”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武力之战,也是两国的“文化力”之战。武力之战让我们看到的是舰船、大炮和热血,“文化力”之战则让我们感受到思想、观念和灵魂的力量。将武力之战与“文化力”之战结合起来,得到的是更完整的画面、更真实的历史,也更加引人深思,更加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

“文化力”不足,散而不聚焉能不败

“文化力”建立在文化之上。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世代累积沉淀下来的习惯和信念,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特别是决定一个社会如何应对外来的新挑战新威胁。

在战争中,“文化力”首先构成一种独立的力量要素,它与“武力”相对应,以“军事软实力”的形式直接参与战略博弈。与此同时,“文化力”又以思维、观念作黏合剂和催化剂,广泛渗透进武力要素之中,影响武力的生成和武力能量的释放,间接参与战场比拼,常常是“润物细无声”。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隔海对峙,中日两军海陆厮杀,一胜一败、完胜完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综合的。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取决于双方“文化力”的差异,只不过由于文化是一种软因素,不像武力那样物质化,它有其独特的作用机理和方式,容易让人视而不见。

我们观察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可以发现“散”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朝廷,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不和,主战与主和态度分歧。朝中大臣们各有所图,各执一词。清廷关于对日战争的主要决策往往是多种主张角力妥协的产物,总体上杂乱无章法,没有魄力更没有战略智慧。在战场上,湘军、淮军、绿营、练军、海军各成派系,“清军”成为一个复合词,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力量体系。即使是海军内部,也是南北各分畛域。丰岛海战后,有人建议清政府调南洋舰队北上参战,黄海海战后李鸿章等人再次提议,但终不见行。至于普通民众,更是一盘散沙,对战争漠然视之。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到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官员和民众根本就不曾听说过刚刚打过的战争,他们还完全沉醉于自己的天地里。曾经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泰莱说,此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李鸿章自己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说他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如此散而不聚,战争焉能不败!

而清朝上下为什么会如此散漫呢?一方面,是由于清朝政治体制统驭力不强,军事指挥体制效能太差,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很低;另一方面,又是因为清朝社会严重缺乏共同精神凝结,整个社会对于这场战争没有思想发动,没有精神激励,没有观念引领,官绅军民是一个没有共同灵魂和思想的集合体,实际上就是乌合之众。无论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还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从更深层次看都有思想文化上的问题。就是说,清朝所缺失的是“文化力”对战争的可靠支撑。杨杰将军一语中的:“甲午战争,不是中国的军队战败,而是思想战败。”

国民意识比拼,心中没有国家与有国家

国民意识是国家“文化力”的第一支撑要素。国民意识就是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真挚的爱国情怀、为国效命的使命担当。一句话,就是心里有国家。国民意识建立在国民自由平等地位的确立上,建立在国民独立健全人格的塑造上。国民意识一旦形成,特别是当战争威胁来临之际一旦被激发出来,将产生巨大的精神能量,起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化育官兵、激励官兵、震慑敌人、瓦解敌人的实质性作用。拿破仑有一句名言:“精神胜于武力。”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近代国民意识已基本形成。早在明治初年,日本思想家们就开始提出“国民”问题,积极提倡“国民政治”,要求“对外实现国民独立,对内实现国民统一”。1879年,植木枝盛在所著《民权自由论》中说:“日本的农民们,日本的商人们,日本的工匠们,其他士族们,医生、船夫、脚夫、猎手、卖糖小贩们,乳母们,新平民(未解放部落民)们,大家联合起来!”当日本决定发动对朝对华战争后,原本存在很大矛盾的日本政府与议会之间,迅速消除了政治上的对立,在战争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在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导下,许多豪商大族表示“不参军也要尽国民之责”,纷纷捐筹巨款。日本多数民众也在“伸张国权”思想鼓动下,被导向支持战争、参与战争,实现了“国民舆论的一致”。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统计,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日本的66家报社派出114名记者、11名画工、4名摄像师进行战地报道,此外还有许多军方本身派出的军人记者。“战争开始后不久,漫画也罢,歌曲也罢,都反映出对中国人的憎恶。”通过煽动对中国、中国人的敌意和仇恨,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而且走向极端,完成了它的战争动员,固结了它的战争意志,增强了它的战争支撑力。可以说,正是国民意识的形成,使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做到了举“国内全体之力”、“日本全国之力”、“整个国家之力”、“统一和睦之力”。

与日本的情况相反,甲午战争前清朝根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国民意识启蒙。洋务运动时期的改良思想家,有的提出要实行政治改革,努力使“民志和、民气强”,但整个思想界对国民问题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官绅军民的国民意识还没有萌生,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没有提出,近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还没有兴起,仍然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状态,“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当近代列强并起,中国需要以民族国家的整体力量应对列强的侵略时,这种国民意识的薄弱,就成了一个严重短板。战前日军间谍在多次现地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清国“作为缺乏忠君爱国精神之国,困于财政,弱于军备,其弊可谓已极矣”。正是国民意识的薄弱,使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对战争漠然视之,使这场战争变成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在一篇名为《中国积弱溯源论》的文章中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