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资料图)
丁汝昌罪责大多不实
丁汝昌战后长期背负罪责,至今仍争议不断,有很多不实之辞应当加以澄清。指责丁汝昌的不实之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说丁汝昌能力不强、指挥无方。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军专业,领导管理能力不强,造成舰队管理不善。另外,有人认为丁汝昌担任北洋舰队提督,完全是李鸿章“任人唯亲”的结果。
诚然,丁汝昌出身淮军,并非海军科班,专业知识不及留洋培训将领。但北洋舰队的重要性决定了提督一职在李鸿章心中的分量,他不可能不用自己人,也不可能不用“能人”,不用自己人不足以控制这支舰队,不用能人不足以驾驭这支舰队。与北洋舰队科班出身将领相比,丁汝昌是资历最深、作战经验最丰富、战功最多的将领。行内人都知道,创建一支新军与接手一支老部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作为统领舰队的提督,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使舰队成军,并投入作战,其责任、压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丁汝昌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一直在努力学习近代海军知识。从他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可以看出,他海军专业术语熟练,表达准确,相当熟悉舰队业务,具体到上午操炮、下午操枪、逐日轮流打靶的训练安排,甚至舰船修理旧洞的数量他都亲自抓落实。某次,运抵军中的煤炭短少10吨,丁汝昌硬是5次追讨,直至补齐,从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对舰队建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清朝上下既无海军传统,又无海军文化,更无人才培养的历史积淀,选用既懂海军专业、又有实战经验的将领谈何容易,说李鸿章用人完全是“任人唯亲”,也有失公允。
二说丁汝昌“怯战”,消极保船,贻误战机。这一指责实际上是朝廷大员推卸责任、寻找战败替罪羊之举。
甲午战争中,丁汝昌几乎参加了北洋舰队除丰岛海战外所有的战斗和重大行动,黄海海战中,他负伤后还不肯进舱,仍坐在甲板上激励将士。而在抗敌过程中,丁汝昌时常遭受无端指责及处分。他有许多机会可以推诿卸责脱离战场,但他从未这样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顶着来自朝廷的问罪、处分和言官们如潮的声讨、谩骂,抱定必死决心,忍辱负重坚守指挥岗位,直至自杀殉国,这样的人会“怯战”吗?
实事求是讲,丁汝昌在指挥上深受李鸿章“保船制敌”消极防御方针的束缚,但他仅是这一方针的执行者。将“怯战”、消极保船和贻误战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显然有失公正。
三说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败的祸首。这是当时光绪皇帝和一些朝臣为推卸战败责任对丁汝昌的指责,什么丁汝昌“一贯畏怯避战”,“旅顺危急,率兵舰望风先逃”等,现代还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后死”,称他自杀不是“以死报国”,而是自知罪责重大,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
这样评价一个英勇抗敌、自杀成仁的将领是很残忍冷酷的。试想在舰队陷入绝境之际,日军将劝降书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诱他投降,丁汝昌斩钉截铁表示“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时,是一个怎样的心境?在威海保卫战中,丁汝昌以北洋舰队残余兵力多次击退优势日军的猛烈进攻。“定远”遭袭时,他正在舰上与诸将议事;“靖远”中弹时,丁汝昌正在舰上督战,并意欲随舰俱沉。像他这样一个抱定“船没人尽”决心的人,为何要先投降,再自杀?仅用“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来解释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丁汝昌这种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忍辱负重,最后时刻尽节以终的崇高品格和爱国精神难能可贵。这一切不应否定,也不容否定。历史应当还丁汝昌这个甲午战争最大的悲剧人物以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