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世昌（资料图）
邓世昌绝非“虚假典型”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是北洋海军将领中著名的民族英雄。但就是对这样一位将领，时下也有少数人提出质疑，认为邓世昌是后人搞“虚假宣传”的产物。其主要质疑有四：
一是对邓世昌治军严格提出质疑。有文章认为邓世昌对下属十分苛刻、严酷;还有人说邓世昌在北洋舰队中是事故率最高的一位管带，不配做“民族英雄”。
应该承认，邓世昌不是完人，他有缺点。在封建旧军队中打骂士兵是普遍现象，舰队即将开战之际，面对存在的纪律松弛、斗志涣散等问题，采取非常手段整肃军纪实属正常，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责。
而对于事故率高的问题也应客观分析，北洋海军成军仅6年，驾驭的又是代表当时科技水平的新式战舰，在官兵素质尚不高的情况下，事故隐患在所难免。邓世昌自投身北洋舰队后事事争先，频繁执行各种任务，而执行任务多、干事多者，事故概率自然会高。对此，不应以偏概全。
二是对邓世昌驾舰撞击“吉野”提出质疑。有人认为，“致远”舰速度不及“吉野”，“以慢撞快”非常盲目;还有人强调，在蒸汽铁甲战舰的时代，使用撞击战术很不科学。
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其一：当时日舰正以优势兵力和火力形成对旗舰“定远”的围攻，形势非常危急，邓世昌此举可吸引敌舰、减轻旗舰压力;其二：撞击战术在当时仍有一定适用性，“致远”舰舰首下方就有为实施撞击而设计的冲角，当时“吉野”在纵队队列之中不便机动，又正好处于“致远”舰首正横位置，“致远”是以截击态势冲向日舰，一旦撞上可收重创敌舰之功效;其三：“吉野”具有侧舷速射炮的火力优势，正横向是其发扬火力的最佳方位，“致远”试图撞击“吉野”，迫使其转向，可直接降低其火力效果，有利于改变北洋舰队的不利态势。由此可见，撞击“吉野”并非盲目之举，而是试图以重伤之舰为战局作出最后一搏的英勇选择。
三是对“致远”舰的作战准备提出质疑，认为很可能是日舰炮弹命中“致远”引爆舰上鱼雷。有人进一步称，北洋舰队接战前要求各舰将鱼雷弃海，以免中弹引爆，而“致远”舰由于故障无法将鱼雷投出，恰恰就是这枚鱼雷最终造成“致远”沉没，由此推论邓世昌对作战准备要求不严、不细。
这一指责既不真实，也不专业，所谓“弃投鱼雷”是杜撰的。常识告诉我们，舰载武器不仅有鱼雷，也有炮弹，如果怕鱼雷引爆就将鱼雷卸掉，怕炮弹引爆就将炮弹卸掉，岂不可笑？
四是质疑邓世昌究竟是“坠海”还是“跳海”，认为以“致远”庞大舰身，只要邓世昌坚守岗位就不会坠海，由此推断邓世昌是在舰沉之前为求生而跳海，其“英雄”称号名不副实。
其实，要分析清楚这些问题并不困难：其一，“致远”舰幸存官兵都是随“致远”舰沉没落水的，如果邓世昌真想求生，那他完全有机会随众接受其后赶来的鱼雷艇救援;其二，包括洋员和日方目击者在内的亲历者多方证实，“致远”在中弹发生大爆炸后迅速沉没，当时“致远”舰官兵纷纷坠海，在舰桥上指挥的邓世昌为什么会例外呢？其三，邓世昌早就下定了以死报国的决心，其英勇行为不是一时冲动。丰岛海战后，他就激励全舰官兵：“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黄海海战时，邓世昌见“定远”危急，高呼：“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遂率舰冲向敌舰。有人主观臆测地将他说成是“出于政治需要的虚假典型”，是极不严肃的。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北洋海军官兵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批优秀的军人，他们绝大多数治军勤勉，刻苦学习西方海军建设经验，努力钻研海军技战术。他们在甲午海战中视死如归、英勇杀敌的壮举和宁死不屈、自杀殉国的崇高民族气节，都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120年过去，逝者已去矣，生者当自省。今天，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客观评价北洋海军官兵，还他们以公平，还历史以公平，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丁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