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晨曦下，静静的于都河披上了一层金色的薄雾。李明富启动渔船，从于都河东门渡口出发，逆流而上，至铜锣湾河段掉头放网，再顺流而下……如果没有８０多年前那场举世闻名的长征，这幅渔家生活图景也许千百年不变。
８２年前，李明富的爷爷就是在于都河上，把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送到对岸。他知道部队正在出发，却不知道，在这渡口悄悄拉开序幕的，将是一场二万五千里长征。
１９３４年，国民党军队从多个方向紧缩包围圈，原中央苏区仅剩瑞金、宁都、于都等县，其中于都在红军完全控制下。中央红军多方考虑，选择在于都集结出发，渡河北上。１０月１６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集结完毕。１７日起，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８．６万余人渡过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
于都河，由此有了“长征第一渡”的不朽名号，“渡口出发”的故事，一代代相传。
顺着李明富每天打鱼的线路，红军当年渡河的印记俯拾即是。“当时毛主席就是从东门渡口渡河的，铜锣湾就是红一军团出发前的驻扎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那儿开始算起……”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说。
当年的于都河宽６００多米，河面上没有一座桥。红军渡河时设有８个渡口，水深两三米的地方，必须架设浮桥；一两米深的地方，战士就涉水而过或由渔民撑渡过河。
“全中央苏区的８００多条船只，被集中到于都河段，有５个渡口架设起了浮桥。”张小平说，苏区百姓有船的出船、有人的出人，踊跃报名为红军撑船搭桥。
已退休的李明荣在于都河畔长大，他的父亲李声仁是当年为红军渡河撑船的船工之一。在父亲的描绘中，李明荣脑海里始终刻印着这样的画面：红军到来的那些天，族人们不再撒网捕鱼。一到天黑，他们撑起２０多条渔船，趁着夜色红军渡过河。
“父亲和母亲同撑一条船，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中间坐了七八个红军战士。夜晚河面漆黑，撑船必须全神贯注，稍不注意就会翻船。”李明荣说。
作为那一代从渔民村走出的少有的读书人，李明荣总是说，父亲是凭打鱼人的感觉，在夜色中把控渡船，将红军安全渡河。而长征，却是中国共产党凭着创建新中国的革命理想，把舵航行，准确调向，将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引向了胜利。“建党９５年来，都是如此。”
当时物资匮乏，短时间内要在于都河上搭建５座浮桥，还要躲过敌人的侦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张小平的介绍有如一支画笔，勾勒出当年搭桥渡河的一幅剪影：于都百姓协助工兵，每天下午４点开始架设浮桥，晚上８点前完成，红军通宵达旦渡河。第二天早上７点前，他们又将浮桥拆除，将浮板分散隐蔽在岸边。
尽管当时红军提前准备了架桥的主要材料，但桥板、绳索等还缺不少。沿岸百姓几乎把家中所有可用的木料都送来了；门板、床板、船上的铺板，甚至寿材。
那段“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的历史，至今还能找到清晰的画面。于都县贡江镇建国路上的一个客家老宅内，“两井三厅”保存完好，但进门处却没有门板。这是红军后人刘光沛家的祖屋。“为什么我们家没有门？”幼年时刘光沛问，母亲告诉他：“门板是你爷爷拆下来给红军搭桥了。”如今，这一没有门板的老房子，成了游客慕名而来感受长征的一大实景去处。
依依惜别渡河的红军，老表们念叨着：“盼你们早回来呀！”渡口出发１５年后，苏区百姓没有盼到红军再回来，却迎来了一个新中国。１９６６年，中央财政拨款，帮助为红军划船的渔民李声仁和族人们上岸安家，“水上漂”的日子终于为更为安定富饶的生活所代替。
当年８００多条渡船保存至今的仅知两条。一条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２００６年从于都河打捞出水的，另一条收藏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由李声仁捐赠。
８０多年过去，渡口依旧，浮桥未见。一座座现代化大桥飞跃于都河，像彩虹点缀着这个写满长征出发印记的县城。
清晨，当李明富驾驶着渔船出发，李明荣的小儿子也发动汽车，经长征大桥出发前往福建跑运输，做生意的二儿子则穿过渡江大桥送货出发。渔民村的新一代，背起行囊，踏上大桥，沿着当年红军出发的路，走向新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