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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战斗文化取代“竞技文化”
比武是我军的一项光荣传统,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至今仍让人激动不已。不可否认比武排序对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作用,但是,比武若脱离实战化背景,比出的尖子在战时是否顶用却是个未知数。
明代军队比武的项目有举石锁、拉弓弩、步射、骑射等,但靠这些武艺在北方挡不住蒙古骑兵,在南方对付不了倭寇。抗倭名将戚继光编练新军,改革训练,针对倭寇的战术特点,步兵主要练鸳鸯阵,而严禁练那些中看不中用的武功。比如,有人将枪、剑舞得出神入化,却被戚继光痛打屁股,为啥?如果单兵打单兵,此种武艺也许有用,但在集团作战的倭寇面前,就成了花拳绣腿;而且在鸳鸯阵中,这种表演性武功是对整体作战的破坏。戚继光之所以能对倭寇作战百战百胜,首先胜在训练场上,胜在用战斗文化代替了“教条文化”“竞技文化”。
晚清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从逢战必败到夺取最后胜利的过程,从训练文化上看,也是战斗文化代替“教条文化”的结果。曾国藩发现清朝主力军绿营的训练不行,便另立课目,改练戚继光的鸳鸯阵和三才阵。殊不知在实战中,这种前朝用来对付倭寇的办法对付不了太平军。于是曾国藩幡然醒悟,针对太平军的战术,改练一字阵、二字阵和方城阵(专门对付太平军的伏地阵),从此“逆天”了。
古今中外,此类例证不胜枚举,无不说明,训练文化决定战场胜负。你想在战争中获胜吗?那就必须用战斗文化代替“竞技文化”等与实战相悖的文化。
“竞技文化”与战斗文化,虽然都能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但是二者从出发点到归宿点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为夺锦标而练,一个是为消灭敌人而练;一个以兄弟单位为对手,一个以假想敌为对手;一个用心研究竞赛规则,一个用心研究敌军特点;一个是比武比什么就练什么,一个是战斗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九九归一,二者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练的是武艺,一个练的是杀敌本领。
在朱日和的演练场上,“蓝军”之所以获胜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指挥员心无旁骛,一门心思谋打仗。“蓝军”原旅长夏明龙曾对笔者说:“作为‘蓝军’旅长,我是不在乎输赢的,军委机关给我的任务就是当‘磨刀石’,具体要求是八个字:‘逼到绝境,难到极限’。我按这八个字做了,把‘蓝军’的特点体现出来了,输了赢了都算完成任务。放下了输赢的包袱,专心指挥对抗,反而收放自如,举重若轻。”
从演习场看训练场,他认为“红军”平时就背着输赢的沉重包袱,“许多打仗有用的本领没有练,而打仗用处不大甚至没用的东西练了不少。”
比如,战场感知能力是打仗必备的基本能力之一,可非常遗憾,这个基本能力却是我们以往训练中最大的“赤字账户”。“蓝军旅”与其他部队一样,在这方面也曾欠账很多。在接受模拟“蓝军”的任务后,他们用实战标准检验训练,发现了包括战场感知能力在内的诸多短板,于是进行突击补差训练,包括炊事员、修理工,概莫能外。演习后,很多人在研究“蓝军”的炮火特别准的原因,告诉你:其中一个原因是全旅官兵人人都能报坐标,给炮兵当眼睛。
而不少“红军”官兵来到朱日和,没有方位感,没有安全感,恐惧感倒是不少。因为军事地形学的训练大大不够,一到生疏地方就蒙了。曾有个旅补充弹药的车队竟然稀里糊涂地开到“蓝军”阵地上,送上门当了俘虏。因为驾驶员平时只练了开车,没有练识图认路,而以往演习,都有调整哨,有人给他挥旗子指路,一旦没人指路了,就找不到北了。夏明龙说:“识图用图,判别方向、道路,这是战场感知能力最基本的要素,可惜平时我们只在参谋人员、侦察、通信分队进行相关训练,其他分队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为啥?非侦察、通信专业比武不比这些,不比就不练。”
战场感知能力,一要搞清地形,二要搞清敌情。在朱日和参演的“红军旅”,战前侦察获取情报的准确率都较低,让指挥员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判断一旦失误,战斗必然失利。造成情报准确率低的原因,也与“竞技文化”有关,以往比武大多不比相关项目,不比就练得少甚至不练,比如对无人机等新型侦察手段就练得太少,训练中的欠账直接转化为实兵对抗中的败仗。
缺少的不是武艺,而是战场意识
用战斗文化代替“竞技文化”,目的是改变训战“两张皮”的现状,做到训战一致。但是,战斗文化光靠教育是教育不出来的,要在战斗中培育。在不打仗的情况下,只能在实战化对抗演练中培育。军委关于开展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的通知特别强调了四个“用好”:用好信息化训练手段;用好各战区、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品牌演训;用好军兵种互为条件对抗训练机制;用好中外联演联训联赛平台。这四个“用好”,第一个“用好信息化训练手段”是管总的,其余三个“用好”的核心就是“对抗”二字。各军兵种的“品牌演训”指的什么?即如陆军的“跨越”“火力”,海军的“机动”“蓝鲸”,空军的“金头盔”“金飞镖”等,其对抗的激烈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中外联演联训联赛,火药味一年比一年足。
在朱日和采访,看到不少“红军”官兵对败给“蓝军”不服气,说:“咱们拉开架子一项一项比,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对此,“蓝军旅”某装步连连长年智勇对笔者说:“我个人感觉,他们的基础训练比我们强。我们因为一场接一场地演习,至少是基础训练的时间不如他们长。”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比武可能占优势的却在实战化演习中败北了!这不能说明基础训练好的败给了差的,但再次印证了清末名将左宗棠的一句名言:“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年智勇分析说:“他们缺少的不是武艺,而是战场意识不够。”
不错,“素练之卒”之所以不如“久战之兵”,首先是差在战场意识上。而战场意识是通过一个个细节表现出来的。
某特战旅曾多次与某国特战部队联训,营长刘珪告诉笔者:该国特战部队几乎人人都打过仗,在联训中,可以清楚看出这种优势。一次预演突入恐怖分子占据的房间,中方队员从左边踹门进入,对方队员从右边踹门进入,结果裁判判中方失败,对方成功,为啥?当时阳光从左边照射过来,从左边踹门,人还没到门前,人影就先到了,恐怖分子从门缝中见到人影就会准备射击。从这一个细节,就可看出实战历练是多么重要!
在战斗中,一个细节可能决定胜负。在战前,一个细节就可以判断一个人和一支部队是否有战斗素养。
我军两支部队曾在朱日和相邻野营。一家住大帐篷,排列整齐;一家(原装甲某旅)住单兵帐篷,分散无序。俄罗斯的一位将军盛赞住单兵帐篷的部队,说“这才是打仗的样子”。有人问他,“何以知之?”他反问道:“你打过仗吗?”然后解开上衣,露出毛茸茸的胸脯,指着左边一个伤疤说,“这个在阿富汗”;指着右边一个伤疤说,“这个在黎巴嫩”。如果稍有战场意识就应该知道,战地宿营必须分散配置,否则就可能被对手团灭。
战场意识要在对抗中培育,打仗的本领也只有在对抗中才能真正练出来
不经过实战化对抗磨练,没有几次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痛苦教训,即使战术原则背得再熟,指挥程序走得再溜,网上模拟搞得再多,也是靠不住的。
比如,在进攻战斗中,破障是一道非过不可的坎。各部队在破障上都没少下功夫,但到朱日和实战化的演练场上一检验,成绩大多为不及格,最好的也只能算是勉强及格。有“红军”官兵生气地说:“‘蓝军’是占了防守的便宜,咱们换个位,你还敢牛吗?”从2015年起,第一场“红”攻“蓝”防,第二场倒过来。“蓝军”进攻特别是破障情况如何呢?次次获胜。“蓝军”某装步连连长路林宽告诉笔者:“最利索的一次,我连破障后又攻下一个山头,全连‘伤亡’还不到两个班。”为啥如此利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套合成破障的办法,而这套办法是吸取了自己和“红军”血的教训的结果。
在“跨越”之前的演练中,“蓝军旅”并不比别人高明。某次破障,一个连几乎全部“阵亡”,通路也没有开成。总结了自身的教训,加上作为对手,对“红军”的教训看得更清楚,于是一套与众不同的破障模式在双方教训的土壤上出生了。首先,针对以往指挥不统一的教训,“蓝军”旅长满广志借鉴美军的任务式指挥方式,赋予一线连连长指挥诸兵种的全权。路林宽告诉笔者:“如果我打主攻负责破障,直接归我指挥的至少有步、坦、炮、工、防化等五个兵种,经授权,还可以呼唤旅属炮群和直升机。”第二,针对指挥手段跟不上的教训,满旅长带着大家反复试验,攻关克难,基本打通了各兵种之间的通信问题。“我一个连长,就配了4部电台,对上对下全部搞定。”指挥权限和指挥手段的问题都解决了,那就能合在一起练了。练的结果,一线营、连长就真正成了能呼风唤雨的合成指挥员了。
实战化对抗虽不能把“素练之卒”变成“久战之兵”,但可以练出“能战之兵”。训练场上的战斗文化建设,实战化对抗是一个不可离开的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