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联合作战孕育联合文化。今天，大力发展军事联合文化，使体现联合作战要求的军事战略理念和作战思想、作战力量编成、军事装备技术、军队组织体系和管理体系等创新元素，通过文化的中介切实注入军队体制编制，广泛渗透于军队信息化建设全领域，越来越成为有关国家推进新军事革命的“风向标”。
从我军建设和改革的现实需求看，打造联合文化是我军建立科学完善、富有生机活力的体制编制，打造一支形神兼备、高度融合的联合作战力量的必由之路。历史上，我军“精兵、合成、高效”的优化过程之所以能顺利推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与生俱来拥有一种独具特色的联合文化因子，在其中发挥了内聚塑造的积极作用。当前，建立新的领导指挥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建设管理体制，以及相应调整部队体制编制，同样离不开联合文化的塑造和构建、引领和支撑，离不开建设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文化。只有大力打造相适应的联合文化，切实使联合意识、联合思维、联合方式、联合规范融入骨架、融入血脉、养成常态、变成习惯、形成机制，才能使联合精神成为融于军队体制编制的灵魂，为成功推进改革强军、确保部队能打胜仗，提供坚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三）
正如恩格斯指出，“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差别”。对于联合作战而言，如果军兵种协同、联合得好，就必然显示出“1+1>2”的作战效能。
信息化高技术联合作战，正在使现代战争进入“秒杀时代”，战场制胜力量深刻变化，“物质-能量”“信息-网络”“武器-技术”与“体系-智能”“数量-集群”向“精兵-联合”相融合，迫切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联合文化来引领。联合文化旨在协调军兵种文化，谋求“减少联合行动中的摩擦”，通过“相互认同、彼此包容，有机协调、高度融合，体系作战、联合制胜”，充分发挥军兵种力量结构的整体作战功能。
改革强军进程中，军兵种“联”的意愿不断增强，官兵“联”的行动更加自觉。但是，军兵种力量结构、军事行动中特定的军兵种力量编成，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毕竟与自然界物质结构不同。它由具有主体能动性、主观意愿和需求、甚至有可能出现主观随意性的人组成，没有深厚而强劲的联合文化养成，没有与这种联合文化密切契合的完善而执行有力的军事法规体系，即使有了新的力量结构也不一定展现出应有的作战效能。甚至，还可能形不成有效联合，导致各自为战、自行其是、全局失败的严重后果。
因此，一支谋求打赢未来信息化高技术联合作战的军队，必须大力加强联合文化建设，使之能够涵养、塑造、锤炼部队有效遂行联合作战的强大“内功”。换句话说，历史上形成的军兵种壁垒需要联合文化来融化，新建构的联合指挥体制需要联合文化来激活，新的领导管理模式需要联合文化来塑型，联合人力编组需要联合文化来熏陶和凝聚。
历史表明，只有联合文化的强大陶冶，大力构建与联合文化密切契合的、完善的、执行有力的军事法规体系，在全新的联合作战力量结构下，割断原来的“关系”纽带、“圈子”纽带、“潜规则”，消除过去习惯的“老部下”“老部队”等部队关系纽带，转变职能定位，转变方式角色，强化依法从严治军和正规化建设导向，严肃军事行动纪律、严格执行战场法规，坚决消除各行其是、相互掣肘的军事指挥与军事行动导向，才能使联合成为“真联合”。只有这种内功练成了，我军在未来联合作战战场上，才能使力量结构真正发挥强大功能，成为无可匹敌的雄师劲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