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友于：绞刑架下的从容
■韩钟亮
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８日是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的日子。我相信所有崇敬他的人，都看过先生生前最后一张照片。那是他登上绞刑架之前与两位同日赴死的烈士的合影。照片上他们并肩而立，目光从容，像是要共赴一场节日的盛会。面对这个镜头，我内心被深深打动，但我的目光总是长久地停留在李大钊右边那位青年男子身上。他叫路汝梯，字友于（以字行），老家是诸城市路家道口村，与我老家同属一个乡镇。正是这种“乡亲”关系，使我在崇敬的同时又多了一份自豪。
１
我很早就听老人们讲述：路友于自幼聪颖，性格“叛逆”。１９１１年，家长让他进诸城县高等小学堂读书。可万没想到，是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一夜之间占领诸城并宣布了独立。１６岁的路友于居然在学校带头“剪发明志”（剪掉了那条代表大清子民身份的发辫），然后与同学“歃血立盟”，组织起“决死队”，差点在战斗中丢掉性命。
我也曾听说：１９１５年，路友于走出家乡，考取了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在济南读书期间，他担任七班班长和学生会领导成员，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师生们夸他性情豪爽，目光深远，忧心国事，关注民瘼。据老同学回忆，路友于喜读进步书刊。有一回，读到李大钊刚出版的《庶民的胜利》，不禁拍案叫绝，激情朗诵，表达出他对大钊先生的倾慕之情。路友于还有个“特殊爱好”，就是喜欢“研究”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而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每每为“列强”的侵略霸凌而切齿裂眦，为“书生”的报国无门而扼腕嘘唏。
然而他最为人称道的还是“文采”。据说当时省立一中有所谓名气鼎鼎的“诸城三杰”，即王统照、路友于和杨金城。王统照后来成为大作家大学者，其著译我读过不少，但路友于的作品我见的不多。手头只有他在济南求学时的几首诗，如《寄同学管子梁之二》：“汨罗江上向长沙，今古才人一念差。收拾狂名须及早，此身有国即有家。”再如《和李君国梁秋收四首原韵之一》：“万木经秋木已凋，西风诗思两飘萧。断桥日暮鸦声急，古道天寒驿路遥。醉爱香山醒对月，狂来说剑怒听箫。李陵抵死宁志汉，塞草衰黄胡马骄。”诗的境界很高，气势亦颇雄伟。读后掩卷沉思，感觉路友于有一种别于王统照的“剑侠”气质，在他的诗句当中，似乎“埋”下了将来为国捐躯的“伏笔”。
２
１９１８年，路友于从省立一中毕业了。在一位“同盟会”朋友的引荐下，他东渡日本，进早稻田大学留学。彼时早稻田大学集聚了大批有志报国的中华学子，路友于即为其一。然而一年之后，因中国驻日使馆与日本当局沆瀣一气，对爱国留学生进行迫害，路友于只好回国，到烟台和济南两地“养病”。然而这位“狂来说剑怒听箫”的“侠士”，绝对不会安于床箦，很快他就参加了革命活动。
１９２２年，路友于赴北京，担任《益世报》的编辑。一年后加入中国国民党。１９２４年１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担任大会秘书处秘书。之后受孙中山委派，与共产党员李大钊、国民党员于右任等一起，在北京翠花胡同８号建立了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路友于任候补执行委员兼秘书，负责执行部的日常工作。从此他直接接受李大钊的“耳提面命”，并坚决执行孙中山指示，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道路上勇往直前，义无反顾。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１日，当中苏建立邦交之时，他乐不可支，无以言表，遂将儿子改名为“强谊”，将女儿改名为“端谊”，以示“加强”和“端正”与苏俄之间友谊之意。
１９２５年是中国民主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路友于非常活跃，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首先是１月，万众瞩目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在北京召开，路友于作为国民党的山东代表，与共产党山东代表王尽美等在会上相逢，他们把臂言欢，共议国政，这应该是中国“国共合作史”上的一段佳话；继之３月１日，路友于又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积极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关税自主运动；然后３月１２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路友于殚精竭虑忙于治丧处事务，主持编辑了《孙中山先生荣哀录》。
同年５月３０日，上海滩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北京，李大钊决定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并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以抗议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国民大会召开前夕，李大钊找到路友于面授机宜。路友于立即铺纸研墨，将万般怒气凝于笔端，草拟一篇檄文式的《北京国民大会宣言》：“（五卅）噩耗传来，心胆俱裂，伤心惨目，曷有其极……全国各地，实满布此辈强盗之凶迹。如不共同努力，一致抗争，则举国民众，死亡无日。”写到这里他已泪眼模糊，下意识地用衣袖略作擦拭，然后唰唰唰再写：“本大会痛国家之危亡，悼同胞之惨死……尤希全国同胞……一致奋斗，誓不摧挫英日，打倒帝国主义不止！……”
据一位熟悉路友于的老人刘清杨（周恩来同志入党介绍人）回忆：“他（路友于）实在是国民党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是当时北京市党部的中坚力量。”“无论是党部或人民团体的宣言，多是出之于他的手笔。因为他的作品感人至深，动人至切，几乎每个人都会由于他的鼓励而奋起。”
李大钊（中）、路友于（左）、张挹兰等烈士就义前留影。
３
翻检国民党的历史，可以发现，自北京执行部成立以来，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一直存在，且日趋激烈。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国民党右派在西山碧云寺召开了“西山会议”，然后于南花园１号另立“党部”，而与翠花胡同８号路友于主持日常工作的党部分庭抗礼。在国民党“二大”上，以路友于为代表的左派和吴玉章等共产党员团结在一起，与“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路友于作为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在会上郑重宣布“弹劾西山会议案”的结果，决定将右派分子谢持、邹鲁永远开除出党。后来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各进步团体联合成立了“左派联席会议”（即“左联”），其中路友于领导的“中山主义大同盟”就是“左联”的团体成员。１９２７年１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选举，中共明确提出“将（国民党）党权交给左派”的口号，结果左派获得大胜，路友于当选执行委员。
据路友于的女儿路端谊回忆，当年他父亲经常到基层开辩论会，对右派“反共”、“溶共”的反动本质进行批驳，其无畏的“侠士”气概和刀锋般的言辞，每每使右派理穷词拙，洋相百出。于是事后就有了“路友于善战群右”的说法儿。国民党右派对他恨之入骨，便到处散布“路友于带头搞左倾”、“路友于被赤化了”等滥调。须知“赤化”是一顶意味着风险甚至死亡的“红帽”，可路友于乐于接受。他甚至不止一次对同志们说：“国民党也要走共产党的道路！走共产主义之路！”
有句老话叫“近朱者赤”，用在路友于身上倒也贴切。因为对李大钊等共产党员过于接近，他的确已被彻底地“赤化”了。
４
１９２７年的春天无比寒冷。晚开的红梅预示着血雨必将降临。
当南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密谋向左派和共产党开刀的时候，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先行一步，于４月６日派宪兵军警包围了左派的“庇护所”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等数十人。４月２８日，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向“法庭”下达了判处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邓文辉、张挹兰等２０人死刑的命令。之后２０位革命志士分乘６辆囚车，被押送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在那儿，早已经摆好了刚从国外购进的绞刑机。但“因杆（即绞架）少人多，故分批执行。第一批为李大钊、路友于等”（据《世界日报》）。于是李大钊率先登上绞刑台，紧随其后的则是路友于。鉴于史料阙如，不知道他们临刑前有没有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是不是高呼了口号或者吟唱了诗歌；唯一能肯定的是，李大钊、路友于以及张挹兰女士，就义之前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张他们的合影。
然而合影并不是烈士的主动要求，而是杀人凶手的特意安排。张作霖们原本希望藉此留下一点“犯人”怯懦怕死临刑变节的证据，以便日后在报刊上大肆宣扬；却不曾料到，这倒为英雄们提供了向这个世界展示其伟大灵魂的机会；更不曾料到，这张照片将永存史册，成为后来人“不忘初心”“红色教育”的绝好教材。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其实李大钊、路友于完全可以及早撤退，躲过劫难；但是没有。他们决计坚守阵地，从容等待，等待这部“历史剧”激动人心的大高潮的到来。
从容，这是烈士“定格”了的神情。这种神情后面的巨大力量我们无法估量。记得黄宗羲说过：“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此话意味，且让我们慢慢地咂摸吧。
（《潍坊日报》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