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说话者不啰嗦
语不费饰，清味自悠。
相传欧阳修担任翰林时，曾与同事出游，在街上遇到一匹奔马踏死了一条狗。欧阳修提议大家用简洁的话来叙述此事。一人说：“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一人说：“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说：如果让你们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他仅用了6个字，就把事情说明白了：“逸马杀犬于道。”字数却比前两人少了一半。
俗语说，“好话啰嗦三遍，鸡狗都不稀见”。可见人们对于说话啰嗦是多么厌烦。古时有位“啰嗦先生”进京赶考，写信给妻子道：“吾妻如见：前日啰嗦今日不复啰嗦矣！吾在下月即将返里，不在初一即在初二，不在初二即在初三，……不在二十八即在二十九，所以不写三十，因月小之故也。家中有棉鞋一双，望吾妻取出来拍打拍打，所以要拍打，因灰尘之多也。希吾妻千万不要忘记。为省笔墨起见，吾不写草头大万，即以方字去点代之……”这虽是一个笑话，却把啰嗦人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短话长说，往往是由于铺陈罗列、言之无物的内容挤占了空间。对于这类繁冗的语言，有人比作“懒婆娘的裹脚”，有人讥为“婆子舌头语”。正因为说话啰嗦，有人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明朝朱元璋当皇帝时，刑部侍郎茹太素上疏，“论时务累万余言”，朱令人读到6千多字时，还未听到半点具体意见，龙颜大怒，叫人把茹太素打了一顿。次日再往下读，读到1万多字后，才知道他建议办5件事。朱元璋指出，这5件事几百字就可说清，根本不必如此啰嗦。
还有些人，明明不善说话，却又生怕人家以为自己不善说话，于是故作姿态，甚至东施效颦。
隋代侯白的《启颜录》中记载，梁代有个痴人，不知道帽子为何物，偏要儿子买一顶来给他戴。他对儿子说：“吾闻帽拟成头，汝为吾买帽，必须容得头者。”结果儿子买了一个能“容头”的瓮子回来。他戴上这个“瓮帽”，“没面至顶，不复见物”“研其鼻痛，拥其气闷”“鼻上生疮，项上成胝”，然而即便如此，他也不肯脱掉“帽子”。今天，那些说起话来“穿靴戴帽”者，看到此笑话该作何感想？
其实，说话该短不短，恰恰是没水平的表现，会说话的人从来不说啰嗦话。要使语言精炼，必须花点工夫，向会说话的人学习，看看人家是怎样长话短说的。比如，唐代韩愈是“惟陈言之务去”，宋代陆游是“句中无余字，篇外无长语”，鲁迅先生是“可省之处，决不硬添”，莎士比亚则是“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
以精炼有力的文字镂神辟幽，揭示事物的本质、烛照事物的意义，殊非易事。因此，遣词造句学会“掐尖”，挑选素材、事例、引文，就要挑那些新鲜、独家、绝门的；啰嗦的话“格杀勿论”，“车轱辘话”该删则删，冗言冗语或舍弃、或概括。如此，文字自然就能短下来。
动人心者不在言多。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内部妥协气氛弥漫。其时，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国民参政会发了一个“电报提案”。全文不过110字，第一部分最终浓缩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11个字，该提案被爱国人士邹韬奋称赞为“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文章贵约，但也不是短的就一定比长的好。文章为时而著，是长是短要看实际需要。实事求是、言之有物，是一个根本原则。总之，应当坚持“篇幅服从效果”这一原则，能用三言两语说清绝不拖泥带水，能直截了当讲明绝不绕弯子，有一说一，务求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