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我军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不适应问题日益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在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上进行了不懈努力。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精简整编，我军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不断优化，有效解放和发展了战斗力。但面对现代战争形态加速演变新趋势，面对我国由大向强发展新形势，面对我军使命任务拓展新要求，这方面不适应的问题更加凸显。
规模体量偏大。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向当时的军委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军队可不可以减少到200万。七八十年代，邓小平抓军队整顿，首先就是解决“肿”的问题。从1985年百万大裁军开始，我军历次改革主要在规模上做减法。但我军体量还是偏大，仍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
重大比例关系失衡。尽管我军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过，但结构和比例不协调的问题始终没有很好解决。这突出表现在官兵比例、机关与部队比例、作战部队与非战斗单位比例不合理，官多兵少，机关多战斗部队少，非战斗人员多战斗人员少，规模虽然很大，应战应急用得上的力量却相对不足。
新质战斗力比重偏小。新型作战力量是战斗力的重要增长点，世界主要国家把发展新型作战力量作为引领部队力量体系的重要支撑。比如，美军地面无人机作战系统已达1.5万余台，列装无人机数量9000多架，俄军组建新的空天军，总兵力达9万人。反观我军，传统兵种部队、老旧装备多，占用大量宝贵的军事资源，新型作战力量规模偏小、力量偏弱，缺乏自己独有的“一招鲜”。
部队模块化合成化程度低。现代战争要求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以更好融入联合作战体系。我军还没有完全从重兵集团、以量取胜的模式中走出来，结构类型单一、部队不够充实、指挥层级偏多、联合作战能力弱，不利于实施快速的集中统一指挥和标准化、模块化保障，难以适应打赢信息化战争要求。这些问题影响和制约了我军战斗力的提升，如果不动大手术，尽快加以解决，就难以制胜未来战场。
如何理解这次改革是对我军力量体系的一次整体性重塑？
番号改了、臂章换了、人员减了、部队驻地移防了，这是官兵对改革最直观的感受。但我们看待改革，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些具体变化上，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
站在改革强军大棋局下，跳出局部看全局，不难发现，这次改革不是单纯的撤并降改，不是简单做加减法，也不是对某个领域的局部调整，而是坚持问题导向，注重构建新体制下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注重以结构功能优化牵引规模调整，注重通过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可以说，这次改革描绘了军队力量结构全景图，是对我军力量体系的重塑再造。
压规模，实现消肿瘦身。这次改革，大幅减少军官总数，将一些军民通用、不直接参与一线作战行动的军官岗位改用士兵或文职人员，官兵比例得到明显优化。严格控制机关内设机构和人员数量，大幅压减全军团级以上机关现役员额，机关与部队比例得到明显优化。精简文艺体育、新闻出版、服务保障和院校、医疗、仓库、科研院所等机构和人员，作战部队与非战斗单位比例得到明显优化。调整后，我军总规模压下来了，作战部队人员不减反增，去掉了脂肪、增加了肌肉，让身体壮实起来，有利于增强战斗力。
调结构，实现协调发展。这次改革，压缩陆军规模，适度增加海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规模，保持空军现有规模，军兵种结构得到优化。大幅压缩传统兵种及老旧装备部队，充实和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增加新质战斗力比重，军兵种内部力量结构得到优化。改革后，我军力量结构大厦的“立柱”和“主梁”更加坚固，配置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备。
精编成，实现结实强壮。这次改革，作战部队主体实行军—旅—营体制，旅成为基本作战单位，营成为基本作战单元。同时，进一步充实军兵种作战力量，提高合成化程度。改革之后，旅营作为作战基本模块，不管是军种内部的合同作战、还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都可以依据任务灵活进行组合，将来不管哪个方向有了情况，都确保能扛得住、顶得上、拿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