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之时靠什么
西汉刘向的《列女传》记载，齐国有个女子叫钟离春，“其为人也，极丑无双”。因为她生于无盐县，又被称为“无盐”“无艳”。年已四十而未能嫁人的她，冒死向齐宣王自荐，并直陈当时弊政。齐宣王采纳了钟无艳的谏言，还立她为王后，让她辅佐自己治国理政。
后世之人又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演绎：齐宣王在国家有难之时，常常要找钟无艳帮忙；而平安无事之时，则宠幸貌美的妃子夏迎春。于是便有了“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之说。
这个故事，抛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倘若中看与中用不可兼得，“有事”之时应当靠哪个？
齐宣王本着“实用主义”态度待人，未免不够厚道，但能分清“有事”“无事”之时，也还算理智。相较之下，商纣王“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周幽王为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唐玄宗为了给杨贵妃运送荔枝而“惊尘溅血流千载”……他们连“有事”“无事”的基本意识都没有，心思全在颜值高的“夏迎春”身上，眼里哪有本事大的“钟无艳”？正因如此，他们最终只能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
明代刘基在《诚意伯集》中记述了一个“卖柑者言”的故事：作者买了一些金黄油亮、新鲜饱满的柑子，剥开之后却发现，果肉干缩，像破棉絮。作者拿着柑子去找商贩理论。不料商贩笑着说：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那些威风凛凛的武将，真正懂得兵法吗？那些器宇轩昂的文官，真有治世之才吗？这些人，“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却受到重用。这些怪象你不抨击，为何来责备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典故，就出自此处。
唐代罗隐也有一篇《说天鸡》：一户人家养的鸡，“冠距不举，毛羽不彰”，然而有两个特点：一是能战斗，为“他鸡之雄”；二是有见识，为“他鸡之先”。这两个特性，是在“见敌”“伺晨”的关键时刻显示出来的，也是在同“他鸡”比较中见分晓的。可见，天下无事，难见清浊高低；一旦有事，就会显露无遗。
“有事”之时应当看什么、怎么看，明代张居正就能保持清醒。万历年间，兵部左侍郎汪伯昆在巡视蓟辽军事设施时，拒听汇报不察实情，却与当地文人吟诗作赋，有人向首辅张居正禀报了这一腐败官风。汪伯昆回京后，呈报了一份妙笔生花、行文优美的巡视奏章。张居正阅之，愤然写下“芝兰当道，不得不除”，将其罢官免职。诚斯言哉，芝兰香草长得不是地方，哪怕再漂亮，也须清除掉。
唐太宗也看得很透彻。贞观年间，著作佐郎邓隆上书唐太宗，建议将皇帝的诗文编为集子，刊刻行世。唐太宗说：“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在他看来，依靠浓妆艳抹的词藻涂饰不出一个明君的形象，反倒是朴实无华的惠民之举能让老百姓记在心里。他之所以能开创贞观盛世，由此可见一斑。
习武亦是如此。真正实打实的实战化训练，观赏性未必强。像根木头一样的“站桩”姿势好看吗？不好看。然而，“入门先站三年桩”，才能打牢根基，才能练好功夫。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训练士兵武艺时，更是讲求实用，反对“花法”。他认为使枪的手法、步法、身法是练武的基本功，必须学好，来不得半点虚假；“花法”虽然招式漂亮、动作美观，却不堪实用，吓唬人还可以，真到“有事”之时是派不上用场的。
疾风识劲草，烈火见真金。衡量有用无用的标准，终究不是“有艳”“无艳”，而是“有事”之时能否靠得住。“务实是最质朴的方法论。”对于军队领导干部来说，在走上战场之前，应当多想一想：“有事”之时靠什么？“有事”之时自己又是否靠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