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负的是哪个“义”
曾国藩对沈葆桢有知遇之恩，不但几次出手相助，而且数次向朝廷举荐沈葆桢：“器识才具，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后来，沈葆桢被破格提拔为江西巡抚。
提拔沈葆桢，一方面是因为其才具不凡，另一方面是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要同太平军作战，不得不四处筹备军饷，想在饷源地安插一个“自己人”。没想到沈葆桢不仅本人拒绝为湘军供饷，连部下这样做也决不允许。湘军一度欠饷多达15个月，只能煮粥度日。曾国藩的部属们大骂沈葆桢“忘恩负义”，曾、沈二人的关系也因此渐行渐远。
沈葆桢为政清廉，深孚众望，去世之日，“布被旧衣，一如寒素，宦囊萧索，不名一钱”。他在给友人吴惟允的信中说：“吾辈出而任事，国家是为，岂其为朋友私情耶？”这句话也许道出了他与曾国藩分道扬镳的原因所在。公允地说，沈葆桢显然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知恩图报、重义轻利，是人之常情，也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对熟悉的乡亲、知人善任的“伯乐”，确实应该心存感恩，念念不忘。但同时也要明白一个道理，权力姓公不姓私，不能以私情害公义。
北宋的范仲淹长期在地方为官。比他年龄小一些的晏殊少年得志，14岁就被宋神宗赐进士，而且曾给宋仁宗当过老师，30多岁就当了枢密副使。在他任枢密副使时，曾向宋仁宗举荐范仲淹到秘阁任校理，使范从地方进入朝廷，可以说对范仲淹有知遇之恩。
然而，天圣七年冬至，两个人却发生激烈冲突。当时，刘太后让宋仁宗率百官在大殿前为自己拜寿。因为仁宗登基时，只有12岁，一直是刘氏垂帘听政。范仲淹认为此议不妥，就向朝廷上了一封奏章，意思说天子有事亲之道，但无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但无北面之仪。而且认为宋仁宗已经18岁了，太后应该“还政”于帝。范仲淹的奏章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令刘太后十分不快。晏殊知道后，十分恼怒地训斥范仲淹：“你知道吗？这样会连累举荐你的人！”
范仲淹后来给晏殊写了一封近两千字的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说明自己给朝廷上书的理由，批驳了晏殊明哲保身的观点。在书信最后，他十分坚决地说：“维公察某之辞，求某之志，谓尚可教，则愿不悔前日之举，而加生平之知，使某罄诚于当时，垂光于将来，报德之心，宜无穷已。倘察某之志如，如不可教，则愿昌言于朝，以绝其进。”意思是说，如果你认为我还可以指教，就不要后悔当初荐举我；如果认为我不可造就，你就去向朝廷声明，以这封信为证据，免除你荐举我的罪责。
一个人的成长，源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合力。饮水思源的“源”，绝不仅仅是家人、亲朋。倘若只图自家、只顾乡梓、只谋私利，最后必然会发展到封妻荫子、鸡犬升天那一步。
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律己甚严。在黄州任职时，他的一个族人上门投靠，胡林翼一连数月供他吃喝。一天他忽然来辞行，原因是某营官奉命调动，他用了些钱捐荐自己和这位营官一道前往。胡林翼听后大怒，找来营官说：“吾有族戚，力岂不能庇之，尔辈藉以结纳，风气一开，伊于胡底！”他不但给这位营官记过一次，把族人赶了回去，而且通知各台局营员，要秉公用人，不能看在上司同僚的面上而坏了规矩。
陈毅元帅在诗中写道：“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对于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来说，不仅要感恩家人、朋友，更需忠于组织、感恩人民。永远不要忘了“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永远不要辜负组织和人民这个大写的“义”。
红军时期，黄克诚因肃反中保护干部险遭冤杀，行刑前被彭德怀紧急干预“枪下留人”。之后两人长期共事，黄克诚始终未知此事，两人“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直到29年后，黄才偶然间得知彭的救命之恩。远离“苟富贵，勿相忘”的江湖义气，不搞谢恩私门的功利交往，这正是共产党人襟怀坦荡、大情大义的真实写照。
（作者单位：96035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