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①（注：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8页。）抗美援朝战争之胜利，政治工作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亲自领导和关怀着我军的政治工作，使之自始至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保证我军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条件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和顽强的革命斗志。
彭德怀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实干家。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指导政治工作方面也体现出来。志愿军入朝后，为打好出国第一仗，政治部起草了一份政治动员令，还特意写上了几句政治口号。此动员令交彭总审阅后，彭后当即删去了几句口号，并对政治部主任杜平说：“这个政治动员令应该发，写政治动员令，要注意从敌情、我情等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讲清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把我军必胜的条件讲得充分些，不要光写口号式的话。”聆听了彭总的教诲，杜平深深体味到政治工作的真谛，他十分感慨地写道：“通过彭总对政治动员令的修改和对政治工作的指示，我觉得已摸到了彭总抓政治工作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个“实”字！开始，我想政治动员令嘛，就是要鼓动。……因而把政治动员令写成了口号式的。彭总的修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那以后，我认为不仅政治动员令，不要光写口号，光讲大话，就是全部政治工作都应该非常讲究实际，有的放矢，力戒空浮。”①（注：①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6-57页。）
1950年12月6日我军收复平壤前夕，彭总立即指示政治部对部队入城后的工作作了几条规定：（1）三项任务：对敌警戒，清查看管物资，宣传群众；（2）严明纪律；（3）做好群众工作。这些规定给部队指明了收复平壤城后的任务和纪律，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部队进城后，彭总怕出问题，又再三叮嘱政工人员做好工作。遵照彭总的指示，又加强了政治工作，使部队入城后未发生意外问题。
1950年12月31日，我军发起第三次战役，翌年1月4日，一举解放汉城。解放汉城前，志愿军政治部在彭总的指示下，遵照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法令规定和我军的优良传统，草拟了《入汉城纪律守则》，以使部队入城后有所遵循。为了解决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根据彭总的指示，政治部又草拟了《进入汉城的政策诸问题》。这些措施有力而又有效地保证了我军对汉城的占领和管理，受到了朝鲜军民的热烈拥护和交口称赞。
我军三战三捷，胜利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轻敌速胜思想。对此情况，彭总十分重视，一面向毛主席请示报告，一面耐心地解释我军为什么不能乘胜追击的原因。因此根据彭总的见解政治部印发的《第三次战役胜利的宣传教育提纲》，便一方面大讲胜利及其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则也实事求是地强调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指出美军不会甘心情愿很快退出朝鲜。如此一来，便统一了认识，消除了分歧，避免在战争指挥上犯错误。
部队向北转移时，备遭艰险，特别是第五次战役中180师受挫后，部队思想比较混乱，有的悲观失望。针对部队这种极其危险的情绪，彭总及时指示政治部：“毛主席要求全军振奋，加速准备，为粉碎正面之敌和从侧面登陆之敌的进攻而斗争！你们政治部可根据这个精神写个东西，指出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动员部队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遵照彭总的指示精神，政治部立即拟定了一份电报分发部队。这个电报发下去后，各部队都做了大量工作，部队情绪便逐渐稳定下来。
从上述事实可知，彭德怀做政治思想工作，是善于针对不同的情况实施不同的工作方针政策的，以对症下药，收到实效，从而显示出政治工作的生动活力。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彭总开展政治工作，还讲求灵活多样的工作方式，有很好的工作艺术。志愿军入朝两个多月后，思想是稳定的。但也出现了一些被称之为“政治上的疲劳情绪”的现象：有的战士两个月以来只洗过两三次脸等。为此志愿军党委号召党员带头防止和克服政治上的疲劳情绪。同时，彭总又指示：“为了克服困难，要搞小型文娱活动，不拘形式，适合环境，使每个人都身心愉快。要知道，环境愈困难愈要温暖可爱，任务愈艰苦愈要团结。”后来当朝鲜停战签订协议时，在开城曾请上海越剧团演出了《西厢记》。对在前线演出这样的爱情戏，有的同志曾表示怀疑。但彭总却坚决支持上演。“演出结果是普遍的欢迎。干部高兴看，战士也高兴看。志愿军战士很欢迎，人民军战士也很欢迎。”①（注：①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607页）这说明，硝烟弥漫下的指战员也需要文娱生活，需要调剂精神，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甚至比普通民众更为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