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提示
军种是实现联合的基石。多年来，美军在推进联合、实现联合的过程中，围绕战区主导还是军种主导的争论从未停歇。在最终确立军政军令分立型的领导指挥体制后，越来越强调军队的实力存在于联合部队的协同和相互依存之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军的实践，为我们进一步完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推动联合作战指挥高效开展带来启示和思考。
军种本级不行使作战指挥权，在参联会架构内向总统和国防部长提供专业咨询与建议
目前，美军实行的军政、军令分立型领导指挥体制，主要是依据1986年出台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建立起来的。军政系统，即行政领导体系，通过“总统—国防部长—各军种部长、参谋长—各联合部队下属的军种部队司令部”这条线对全军实施行政领导。通俗地说，军政系统专管“养兵”，统管行政事务、部队建设、战备训练、兵役动员、武器采购、后勤保障等。军令系统，即作战指挥体系，专管“用兵”，通过“总统—国防部长（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各联合作战司令部—作战部队”这条线实施作战指挥。
美军军种本级实行的是“二元”领导格局。陆、海、空军部长均为文官，负责本军种建设规划制定和落实，行使行政管理和后勤等职能，他们负责给战区指挥官提供打仗需要的一切，唯独没有指挥权，这也是其“文官治军”理念的体现。军种参谋长（海军为作战部长、海军陆战队为司令）是本军种最高级别军官，同时也是美军参联会的重要成员。《美国法典》规定：陆、空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海军陆战队司令应首先发挥其作为参联会成员的职责，主要负责向总统和国防部长提供军队建设、资源分配、联合行动等方面的专业咨询与建议。
关于军种本级与战区之间的关系，伊拉克战争战场最高指挥官、时任美军中央战区司令的弗兰克斯将军在其回忆录《美国士兵》中如此描述：“《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规定了军种负责人的支援和顾问角色。他们提供军队、物资、战舰和飞机，并且依照《美国法典》‘足智多谋’地完成分内工作……战争是司令指挥的，我直接对国防部长和总统负责。我明白这一点，军种负责人也明白。”
战区军种组成司令部，主要在军政系统内履行职责，同时根据战区司令授权行使作战指挥权
美军联合作战指挥的重心在战区。作为地区性联合司令部，战区总部对管辖范围内的各军种部队行使作战指挥权。战区总部主要由各军种组成司令部、联合部队司令部（如太平洋总部的驻韩、驻日美军司令部）和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构成。军种部队是组织实施联合作战的物质基础。美军认为，战区设立的军种组成司令部是“军种部和战区总部之间的沟通桥梁”，为联合部队指挥官提供军种的专业支持，具体负责建设、管理部队，必要时接收和编组部队，并在战区司令授权下指挥部队的行动。可以看出，战区军种组成司令部主要是在军政系统内发挥作用，同时也是战区组织实施联合作战的重要指挥力量，根据授权履行必要的指挥职能。如，美军太平洋战区第519联合特遣部队司令就是由太平洋舰队司令兼任的，副司令则分别由太平洋空军司令、太平洋陆军1名副司令兼任。与此同时，美军也明确规定战区司令有免除部属职务、鉴定任职表现、召集军事法庭制裁等人事权，从而能有效约束战区军种组成司令部的指挥行为。
众所周知，美军从1947年正式成立参联会、开始组建战区、推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以来，改革的关键主要是聚焦在军种与战区作战指挥权的归属上，而且重点主要是如何避免军种本级利用所掌握的行政资源在作战指挥上继续操控战区军种组成部队，在决策流程上干预参联会和战区的指挥活动。军种与战区指挥权之争，直到1986年国防部改组法明确了战区司令拥有指挥全权、从法律上确立了战区指挥主体地位之后，才算尘埃落定。但是，军种本级没有作战指挥权并不意味着军种彻底退出指挥链，战区军种组成司令部依然在指挥链条上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2016年以来，美国国会正着手对国防部的组织结构进行全面审查与评估，筹划启动新一轮改革。2017年1月27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签发了“重建美国武装部队”的指令，意欲“让美军再次强大”。美政府及军队一些官员认为，《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已经执行了30年，未来战争形态、世界安全形势、美军现存弱点以及未来打赢战争能力建设等诸多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国防部以该法案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组织机制又暴露出诸多短板，为使美国能够应对国家安全方面不断出现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国防部必须在保持其强项的同时，追求更大的灵活性。基于上述认识，美军新一轮改革的重点主要体现在调整国防采办程序、进一步强化参联会职能、压缩五角大楼官员数量等，特别还提到了“授权各军种在联合作战行动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如此看来，美军对军种指挥职能在联合作战指挥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可能还会加强。
战区与军种以及军种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理解，是聚合与释放联合作战能力的根本保证
美军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认为，战争和突发事件使战区和军种走到一起，而和平时期的预算压力似乎又迫使各个军种趋向分离并导致产生壁垒。军种作为一个独立的“团队”，可以说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但这种竞争无疑适得其反地对联合作战产生不利影响，削弱了为战区指挥官提供的能力。长期以来，美军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让其意识到要想保持军事优势，就必须让各个军种和战区之间逐步走向更加紧密的合作。
海湾战争以来，美军对战区与军种以及军种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理解极为重视。在战术层面，各军种的作战人员只有互相信任，才能完成任务；在战役层面，只有来自各个军种的联合部队组成部队指挥官理解支援和被支援的关系，才能为实现联合部队指挥官的作战目标提供有效支持，从而取得作战胜利。美军认为，这是一种要比简单的“互联互通”或“整合”更加深入的相互行为，本质上意味着能够为联合行动高效积聚资源、充分释放能力，“联合作战已经并将继续依靠战术、战役和战略各层级的信任与理解取得胜利”。
近年来，美军意识到尽管未来战争的本质没有改变，但其范围正在并将扩大到社交媒体、赛博战、信息战等诸多领域，而且随着对手能力不断接近美军，对美军在各作战域中的优势将造成挑战。目前，美军已经开始围绕多域作战、多域指挥与控制开展新的作战概念讨论，其目的是推动跨越美军陆、海、空、天等军种，以至网络战和电磁频谱部队（还未正式命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紧密地相互配合，成为一个无缝融合的整体，实现作战信息自由流动和全域机动作战，以此对抗来自对手的多域攻击。这些新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信任与理解”的观念，美军前参联会主席邓普西指出，“我们军队的实力存在于联合部队的协同和相互依存之中”，并在《参联会主席对联合部队的战略指导》中要求“以创新的方式整合各种能力”，整个联合部队的信任与理解仍将是信息时代的战争依赖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