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美军改革浅析信息时代指挥体制特点
■陈航辉
进入今年以来，美军以《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通过30周年为契机，积极推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与前3轮改革不同，此轮改革并非因为实战倒逼，而是美军主动作为，目的是要抛弃机械化战争时代的思维，探索适应信息时代战争特点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扩大美军优势。谈起这轮改革的必要性，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直言不讳：我们必须考虑下两步，确保“不会将美军投入一场公平的战斗”。
那么，信息时代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究竟是什么样子？从目前的情况看，它主要应该具备三大特征。
战略层次能“统”。在信息时代，数字网络无处不在，资本、物资、人员和信息全球流动，各类安全威胁正日益摆脱地理和时空限制。与此同时，随着武器装备性能的改善、火力打击精度的提高以及军事行动成本的增加，各国军队均朝着小型、精干、多能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区指挥机构的地域局限性，同威胁、危机外溢效应和联动态势日益明显的趋势形成了矛盾，应对事态越来越力不从心，迫切需要从战略层次强化统筹协调，合理运用有限的军事资源。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美军此轮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强化参联会主席的职权，提升美军的战略整合与统筹能力，加强美军的全球危机应对能力。
战役层次能“联”。联合指挥是联合作战的前提和基础。在信息时代，联合作战的指挥重心依然在战区战役层次。据统计，在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时期，战役指挥员在作战中只需关注大约10项主要职责，而在今天这一数字增长了3倍多。特别是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作战维度大大拓展，作战力量日益多元，如何通过有效指挥，使分散配置的联合部队形成多维一体合力，是各国军队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美军此轮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无论是机构合并还是级别升降，目的都是为了增强战区指挥机构的权威，提高战役指挥效能，实现联合部队所有作战力量，特别是传统作战力量与新型作战力量间的高度融合。
战术层次能“活”。海湾战争后，西方国家军队内部充斥着信息技术制胜论。然而，总结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经历，可以得出两条基本结论：第一，在信息时代，战争的性质没有改变，依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殊死较量；第二，信息技术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并不能彻底消除“战争迷雾”。这两条结论也表明，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尽管战役甚至战略指挥员能够直接指挥单兵，但这并非信息化战争的基本指挥模式，庞大的后方指挥中心不可能“包打天下”，只有赋予战术指挥员更大的行动自由，才能在瞬息万变、激烈对抗的战场上把握先机。
基于这一认识，近年来信息化程度最高的美军毅然决定在全军推行任务式指挥，要求各级指挥官尽可能下放指挥权，避免陷入事无巨细的“微观管理”，发挥下级指挥人员的主动性。另一方面，随着联合作战向战术级拓展，美欧等西方国家军队日益强调战术级联合部队之间“横向协调”的重要性，积极探索“相互指挥”和“混合式指挥”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