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马关之耻的根源不是所谓的谈判技巧，而是清政府的腐败制度。甲午之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两种制度的较量，《马关条约》则是清朝腐败制度在外交上的真实写照。洋务运动虽已在中国搞了近三十年，但在清政府的官僚看来，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此不想也不敢触动封建旧根基，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全面改革。尽管斥巨资购得“坚船利器”，发展了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制造及重工业，但体制的腐朽已深入骨髓，难以适应当时的国际潮流。李鸿章奉命创建海军，建设国防力量，仅用于海军北洋水师的建设资金就超过1亿两白银，投入不可谓不大。但北洋水师虽学习西方之经验，却只学其表，未触实质。在此背景下，甲午之败及《马关条约》的签署也就成为历史必然。
第四，起始于《马关条约》的钓鱼岛问题，仍可能被日本利用打断我发展进程，对此需保持高度警惕。近年来，中日因钓鱼岛问题矛盾加剧。而追根溯源，这一问题正是起始于《马关条约》，日本占据的台湾、澎湖及附属岛屿中就包含钓鱼岛。钓鱼岛问题的解决，既涉及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又涉及当今错综复杂的亚太战略格局。但日本政府在安倍晋三的带领下，丝毫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诚意，反而一意孤行不断借此炒作“中国威胁论”，将我视为现实威胁和主要对手，并不断扩武备战。这种行径与100多年前何其相似。1882年，日本维新元老山县有朋上奏明治天皇，认为欧洲各国距日本较远，痛痒之处并不急迫，近邻大清帝国才更具威胁。针对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整军购舰的举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中国为假想敌，在日本掀起“清国威胁论”热潮。当前，安倍政府利用钓鱼岛问题，制造东海紧张局面，带动日本社会整体向右倾化转变，其实质就是要让日本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成为所谓“正常国家”，而中国正是他实现这一图谋的借口和筹码。针对日本的图谋算计，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