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长鸣：牢记国耻以史为鉴
甲午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马关条约》签订的那段屈辱历史却历历在目，时刻给我们敲响警钟，值得我们铭记反思。因为只有牢记国耻，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只有不忘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明天。
第一，能战方能言和，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也休想从谈判桌上得到。日本在首次谈判中之所以有底气对张荫桓、邵友濂百般刁难，拒绝谈判，靠的正是日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敢对李鸿章狮子大张口，列出苛刻至极的和谈条件迫其就范，靠的也是一场场的军事胜利。张、邵以及后来者李鸿章，在谈判桌前唯唯诺诺，一味迁就忍让，说到底还是没有一场胜仗做底气。全程参与和谈的头等参赞伍廷芳曾感慨万分：“我将卒苟能奋勇于疆场，不容其猖披，何致就被而受此欺慢？欲消此恨，其在将与兵焉！和局易成与否，亦在战争之胜负判也。”期望通过谈判乞求达成目的，最终得到的只能是无奈和屈辱。
第二，弱国无外交，谈判的基础是以强大的国力作支撑。在中日和谈中，根本看不到对等谈判中相互妥协让步的场景，有的只是一边倒的哀求。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伊藤要求在互换条约批准书后一个月内交割，李鸿章认为一个月太仓促，要求再延限一个月，并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回答说：“尚未下咽，饥甚！”而这种毫无顾忌的欺凌，正是中日实力对比的具体体现。甲午战争中，日本能够举全国之力，倾力为之，而清政府则处处争斗，相互掣肘，形同散沙。虽然当时清政府的人口是日本10倍，年收入是日本2倍，但体量的庞大不等同于实力的强大。与日本相比，清政府无论是在动员能力、装备性能，还是在战争准备上都远逊于对手。在这样的实力对比下，输掉战争也就在所难免。历史再次证明，没有实力的支撑，就没有对等的谈判，有的只是强者向弱者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