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谈判和签署地点日本春帆楼（资料图）
遗恨绵绵：中日国运自此改变
《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打破了清政府“天朝大国”的迷梦，也改变了被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对中国的观感态度，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瓜分利益的狂潮。
首先，中日实力易位，日本对华开始由仰视变为俯视。日本人崇拜强权实力的民族特性，使其只敬畏强者，而对弱者缺乏怜悯。汉唐时期，国力孱弱的日本一直仰慕中华文明，主动派使前来交往。公元663年在白江口战役中大败于唐军后，更让日本清楚地看到自身的落后，开始全面向中国学习。其后的一千多年间，日本又数次败于中国之手，使其不得不收敛起扩张的爪牙。即便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中国仍存敬畏之心。1891年北洋舰队定远、镇远等6艘战舰受邀访日，就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震动与赞叹。然而，随着几年后《马关条约》的签署，中日地位彻底反转。日本国力日盛，清政府一蹶不振，日本人对华的敬畏迅速转变为凌驾于人的傲慢。这种狂妄自大的心态，刺激着日本吞并中国及称霸东亚的野心不断膨胀。
其次，《马关条约》的签署，使本已如风中残烛般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更加难以为继。原本，清政府在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推动下大力开展的洋务运动，已取得初步成效，中国工业、国防体系已初具规模，为发展现代化奠定了一定基础。但甲午战败，使轰轰烈烈搞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付水东流。《马关条约》的割地赔款，更是彻底打断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日本索取的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8000万两的3倍、甲午战前所借外债总额的5倍多。
为偿还赔款，清政府只得“拆东墙补西墙”，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在甲午战争后的3年多时间里，清政府向俄、法、英、德四国三次大借款，总计3亿两，连本带利共6亿多两。这些借款不仅利率高、折扣大，而且都附带政治条件。彼时中国每年海关税收约2000余万两，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其中的十分之七都要用于偿还外债。西方列强凭借庞大债务在攫取利益的同时，也从经济和政治上进一步控制中国，中国由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民众苦难更加深重。对此，谭嗣同悲愤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再次，日本虽走上富国强军道路，但同时也埋下穷兵黩武、亡国覆灭的种子。《马关条约》中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使日本陡然成为腰包鼓胀的暴发户。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又惊又喜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国库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个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中国赔款使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得以迅速完成，大大加速了日本的工业化步伐。甲午战后，日本的财政规模急剧扩大。1894年，日本财政支出仅为8000多万日元，到1899年达到3.9亿日元，5年间猛增5倍。日本一举成为亚洲强国，并由一个被压迫国家摇身一变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之中。
同时，依靠清政府的巨额战争赔款，日本军备得到迅速扩充。据日本学者统计，日本所获战争赔款中，5700万日元用于陆军扩充费，1.39亿日元用于海军扩充费，7900万日元为临时军费，另用于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3000万日元，共3.05亿日元，占赔偿金总额的87%。余下经费用于兴办实业，扶植教育等，以进一步强化侵略战争的物质基础。《马关条约》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使日本更加沉迷于军国主义道路和对外扩张侵略。自此至二战结束时的50年间，日本不断挑起对外战争。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再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日本通过一次次对外扩张掠夺，以战养战，不断透支国力，穷兵黩武，最终吞下了自酿的苦果，在二战后沦为麦克阿瑟口中的“四等国”。
最后，《马关条约》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软弱可欺，西方列强乘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俄国在中俄“共同防日”的名义下，诱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通过修筑中东铁路，强租旅顺、大连，不仅把辽东半岛据为己有，更将东北全境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借口山东传教士被杀，派军舰强占胶州湾，建造胶济铁路，将山东变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则逼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把云南和两广变为其势力范围。英国不甘落人后，除强占威海卫、九龙半岛和大鹏、深圳两湾为“租借”地外，又划分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