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警钟长鸣！一个民族丧失血性的下场
■ 金一南
一段时间以来，无原则、无条件、无界限的所谓“人性”，成为一批人的旗帜，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网上就有不少人表示同情。 一些电视台还以“思想解放”为由，组织正方、反方在节目中激烈争辩。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种现象是可喜还是可悲？
毫无疑问，所有人都有维护自己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但你是教师啊，课堂里有几十个孩子啊，你就没有一点儿责任？你撒腿就跑，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远远高于几十个孩子的性命，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能够得到认可？ 如果说这种行为被我们一些人肯定为“人性”表现，那么这种“人性”与兽性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这类理论横行于我们的社会，我们又怎样避免20世纪初孙中山的感叹：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2014年3月1日21时12分，昆明发生暴恐案。暴徒持刀在火车站临时候车室肆意砍杀无辜群众，最终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有多少暴徒？ 最初传说是“十几个黑衣人”，最后证实是5个，其中还有1个女的，被捕后发现有孕在身，只能判她无期徒刑。就这5个暴徒肆意挥刀砍杀，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平均每个暴徒砍杀30人以上。 在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该怎么谈我们的血性？暴行发生后，网上到处是逃生技巧、保命举措，教人“不能激怒歹徒”，这还有一丁点儿血性吗？有二百多人躲在一个小商店内，几位男士想冲出去拼，马上被拦住，“谁都不许开门，谁开门砸死谁!” 我们的媒体都在谴责暴行、祈福逝者，不去反思为什么失去了血性，不去讨论失去血性还有没有生命的尊严。
你可以“人性”不离口，但如果失去血性，你的人性能保全吗？让无尊严的保命哲学流传开来，暴恐分子活动空间是越来越小还是越来越大？ 人们的精神状态没有血性与正义的提振，谁敢说抗日战争期间，五六个日本鬼子带着百十号伪军就能把几万人赶得到处“跑反”、一把屠刀就能砍下一百多中国人脑袋的所谓“百人斩”局面未来不会重现？ 建构主义鼻祖、美国人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说：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 我们有些人以为国家利益就是温饱，就是发展，就是韬晦与抓住机遇期，不知道集体自尊也是国家利益。 为什么有些人“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觉得自尊受了冒犯：虽然我吃饱了，有车有房了，但钓鱼岛被占了，南海被占了，海外侨民被欺侮了，伤害了民族自尊，所以不满意，要骂人。这就是亚历山大·温特说的“集体自尊”。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宁愿人来犯我，不可我先犯人。“以和为贵”，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明哲保身，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为了一己利益或苟活于世，什么都可以不顾。 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在忍、隐、退的灌输下，变得无足轻重。活着就是第一要务；能攫取点儿利益则是第二要务；至于什么“尊严”，有没有无所谓；什么“正义”，能不能实现要现实。 与此相应的，“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识义务者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等等，在我们的社会大行其道。今天看，唯有血性才能冲破种种过于精细的利益考量，彰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人的品德与生命的尊严。精细入微的利益算计，丢掉的恰恰是国家民族的品德和尊严。
理性与血性：从精神上站立起来！很多人把理性与血性对立起来，好像有理性就不能有血性，有血性就失去理性。其实，坚实的理性从来都以充沛的血性为前提：失去理性的血性可以说是考虑不周的鲁莽和冲动，而失去了血性的理性则是懦弱与胆怯、顺从与屈服。 让我们看看如果理性中没有了血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
